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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2018.02:【文化随笔】鲁迅二题 | 王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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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02期



鲁迅二题

王张应

王张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诗刊》《清明》《莽原》《安徽文学》《飞天》《鸭绿江》《散文选刊》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等近200万字,出版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多部。


月儿本属夜晚

鲁迅“骂功”非常了得,亦如他文章著名,让人长了记性。

鲁迅开骂,是看对象的。对于青年,尤其对文学青年,即便不快,也不轻易开腔。在青年的眼里,鲁迅是民国文坛领袖,也是青年领袖。

有段时间,鲁迅对高仰愈这位青年实在忍无可忍,不得不做了他素来不愿意做的事情——对高仰愈开了骂口。高仰愈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闯劲的青年作家,笔名长虹,人称高长虹,山西盂县人,小鲁迅17岁。高长虹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各门功课俱佳,尤其国文和英语突出。后因故逃学在外,一门心思自学文学,博览群书,练习写作,从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24年9月在太原创办《狂飙》月刊,名声大噪,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1924年底,高长虹创办的《狂飙》杂志在太原出到第三期便难以为继。困境中的高长虹,来北京寻求援助,得到了当时以“赞助真实立宪,提倡爱国精神”为宗旨的《国风日报》的帮助,将《狂飙》以《国风日报》副刊名义在北京继续出版。来北京不久,高长虹从《京报》副刊孙伏园处得知,鲁迅对《狂飙》评价很好。由于鲁迅的好评,郁达夫等鲁迅身边一批知名作家也对《狂飙》十分认可。这让高长虹十分兴奋,他似乎于暗室中从门缝里看到了一丝亮光。高长虹顿时心生感激,决定上门拜访鲁迅。高长虹携着一股无羁的“狂飙”劲头,敲开了鲁迅的家门,闯进了鲁迅的私人领地。后来,高长虹在回忆录里如此记载:“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此后一段时间里,高长虹往鲁迅家里跑得很勤。正如鲁迅后来所形容的,川流不息。

到次年3月,高长虹的《狂飙》终于生机殆尽,再也撑不下去了,只得走向死亡——停刊。4月的一天,鲁迅邀了高长虹、向培良、章衣萍等来家里共饮,席间商定创办《莽原》周刊。合办《莽原》周刊期间,高长虹已经成为鲁迅家里的常客。共同的心愿,共同的使命,让鲁迅和高长虹走得很近,关系特别亲密。可是,8月以后,高长虹到鲁迅家里的次数明显减少。骤然大降温,总是让人感觉不对头,不适应。鲁迅那般聪敏的人,对于高长虹的变化,当然有所察觉。只是,鲁迅一时还没弄明白究竟原因何在。

当初,鲁迅之所以看上高长虹,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那股“准备毁坏”的劲头。鲁迅没想到高长虹那股“飚”劲,有朝一日竟会对准了自己发作起来。

1925年8月的一天,《民报》上刊出了一则广告,其中有尊称鲁迅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的说法,这让高长虹很不爽。也许,真的是距离产生美,彼此贴得太近了,则难以发现原本的美。正如一句民间俗语所说“九华山的菩萨应远不应近”。报上对于鲁迅那种尊崇,让高长虹觉得过分,他无法接受。那时的高长虹还很“稚嫩”。其实,高长虹一生没有老道过。他心上根本搁不住事,心里有了什么脸上立刻就有什么。即便嘴上还没说出,行动上却先表现出来了。最明显之处是高长虹疏远了鲁迅,去鲁迅家少了。生性敏感、疑心很重的鲁迅,不会意识不到。鲁迅不动声色,依旧开口便是“长虹”,心中疙瘩却已悄悄结成。

1925年夏天,高长虹和鲁迅先后离开北京。鲁迅应林语堂之邀,经由上海到了厦门大学。高长虹则是先期去了上海,他想“借尸还魂”,让他的《狂飙》在上海起死回生。《莽原》刊物两个主要人物都离开北京,编务工作暂由鲁迅学生韦素园负责。

韦素园主持《莽原》编务之后,因退稿得罪了高长虹。高长虹对于韦素园的“独断专行”非常气愤,专门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希望鲁迅能够主持公道,为他说话,孰知鲁迅没有反应。那时的鲁迅正处于热恋之中,人在厦门大学,心却飞到广州了,天天伏案给他“广平兄”写着柔情蜜意的“两地书”。对于高长虹的公开信,鲁迅没给予足够重视,以为不过是长虹和素园闹点小意见而已。或许,鲁迅像大多数上司那样,面对下属纷争,多少还有点坐山观虎斗的小小开心呢。

高长虹向来沉不住气。这回,他心里有了怨,脾气一上来,不管不顾了,把一腔怨气全发泄到文字上。1925年11月7日,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上发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矛头直指鲁迅,措辞极为尖刻和不逊。鲁迅看到后十分生气,对高长虹恩断情绝。至此,鲁迅与高长虹的关系,宣告破裂。鲁迅在11月15日致许广平信中写道:“长虹在《狂飙》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此时,高长虹在鲁迅的眼中,已是一个过河拆桥的小人。高长虹接近鲁迅纯粹为了一己名利,继而损害鲁迅,同样为了名利。至于名利之外,鲁迅对高长虹没有想到更多。

所以说,《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的发表,才是导致高鲁关系彻底破裂的真正原因。

在鲁迅表示还要对高长虹细看一下时,高长虹又出新招,继续表演。他在《新女性》上登出了“狂飙社广告”,一反前言,尊称鲁迅为“思想界先驱者”。高长虹此番用意,路人皆知,如此这般反复,是为了取悦鲁迅,跟鲁迅套近乎,似乎鲁迅对他还有使用价值。鲁迅实在看不下去了,好像忘记了高长虹是谁,只知道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新敌。鲁迅随即写了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发表在1926年12月10日《莽原》上。在启事中,鲁迅特别声明:“我也不是‘思想先驱者’。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鲁迅文章一经发表,向来反响巨大。这则《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刊出后,骂声一片,高长虹应声而倒,名誉扫地。之前高长虹对鲁迅不合情理的攻击,本已招致许多人不满,随后又出尔反尔登出如此自扇耳光的无耻广告,更令人不齿。从此,文坛中人无不避讳高长虹,远之如瘟疫。一心从文的高长虹,失去了在民国文坛的立足之地。

鲁迅原以为与高长虹“骂战”可以休矣,彼此相忘罢了。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偏有人向鲁迅打“小报告”说,高长虹的攻击中,隐藏着事关恋爱之纠纷。鲁迅始犹不信,继而疑虑,后恍然大悟。前些日子,鲁迅总觉得高长虹对他态度陡然变化,莫名其妙,没有想到竟是如此。高长虹那只巨大的包裹,在鲁迅面前层层剥展开来。

高长虹在对鲁迅大肆攻击后,很快在《狂飙》周刊上发表两首爱情诗《给——》,其中一首云: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着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诗发表以后,人们一目了然,私下里议论纷纷。唯鲁迅蒙在鼓里,他没有在意这首诗,更不曾想到这诗竟与他有关。很快,韦素园把外面议论转告了鲁迅:高长虹在诗中以太阳自比,指黑夜为鲁迅,而月亮就是许广平。鲁迅知道高长虹以《给——》为题的诗写得早了,也写得多,未必真如韦素园君所言。他对韦素园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只半信半疑。鲁迅说:“若是真的,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闷在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

不幸,鲁迅的怀疑很快得到证实。高长虹在随后发表的《时代的命运》中明确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所谓生活上’的让步,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在《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一文中直接向鲁迅宣战:“如狂飙社以直报怨,则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

真相大白后,鲁迅倒吸了一口冷气。随即写信告诉许广平:“那流言,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长虹原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鲁迅给许广平写信,恐怕不光告知情况,可能还有一些试探的意思。

平时再慷慨大度的人,一旦遇上“情敌”,面临爱情堤坝垮塌的危险,仍慷慨大度,估计很难。何况,爱情这陌生的东西,在鲁迅身上属稀有元素。青年时代,鲁迅错过了,直到中年,老天爷才补偿于他,鲁迅自然无比珍视。对于高长虹,鲁迅一改青年导师形象,顾不上绅士不绅士了,拿起他惯于“痛打落水狗”的棍棒,朝着高长虹打下去。鲁迅写出小说《奔月》和一些杂文,对高长虹进行含沙射影的嘲讽和批驳。在杂文《新时代的放债法》中说:“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是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针对高长虹所说的“最大的让步”和“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鲁迅做出了冷嘲热讽的回击。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鲁迅的自信。鲁迅自信得近乎霸道,令人生厌。鲁迅全然不顾,足见他当时对这件事多么在乎。

鲁迅一生中,有过许多次著名骂战,,为正义而战。譬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类名骂,国人皆知,曾经影响了后来几代人。唯有与高长虹这场骂战,,甚至不关正义,纯粹为爱情而战。鲁迅貌似轻松,堂而皇之说渴仰他的女性召之即来,他对于身边的“月儿”,还是如获至宝,无比看重,攒得很紧。他绝不会轻易放手,更不可能拱手相让。

其实,面对高长虹有关“月儿”的言辞,鲁迅大可不必光火。高长虹想法太过天真,月儿终是月儿,本属夜晚,不可能与太阳走到一起。鲁迅完全可以做得绅士一些、斯文一点,亦如后来梁思成遇见金岳霖那样。梁思成欲擒故纵,把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权交给了林徽因,由林徽因自主选择,且鼓励爱妻舍梁取金。如此大度,非但没失去爱妻,反让林徽因感激涕零,从此死心塌地。

果真如梁思成那般,鲁迅还是鲁迅吗?

烟不离手的鲁迅

印象中的鲁迅,烟不离手。他右手生来用于握笔,左手呢,似乎天生用于持烟。不握笔时,右手也可能用于持烟。左手或者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那条缝隙里,总夹有一根纸烟。烟的一端火光明灭,烟雾轻绕。

如此印象,来自纸上,多因铺天盖地的怀念鲁迅的文字而起,也有少许源于珍贵的图画和相片。予生也晚,无缘亲见鲁迅先生尊容。

诗人嗜酒,文人好烟,似乎天经地义。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的佳话,给后代诗人一条跟酒缠绵的充足的理由。民国时期大文豪鲁迅酷爱抽烟,似乎向世人昭示,吸烟催生灵感。两指夹烟,烟雾缭绕之时,最是文思泉涌。有关鲁迅吸烟的情况,乃至具体细节,当时人印象深刻。民国时期以及后来的作家们保存了大量关于鲁迅吸烟的文字。这些文字给人一种感觉,鲁迅必须吸烟,否则,他就不是那个大文豪鲁迅了。

写鲁迅吸烟,所见文字中,写得最多的要算郁达夫和萧红。这也正常,郁达夫和萧红曾经颇受鲁迅青睐,和鲁迅走得很近。从《鲁迅日记》上可以看出,郁达夫和萧红到鲁迅家去得最多,几乎可以随时到访,自由进出鲁迅家门。因而有机会深度接近鲁迅生活,对鲁迅的生活习性了解更多。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有大段关于鲁迅吸烟的文字。“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支装包。”郁达夫对鲁迅吸烟印象特别深,十分肯定地说鲁迅烟瘾大,他还知道鲁迅哪段时间里爱吸什么牌子的香烟。

萧红关于鲁迅吸烟,写得更多、更详细。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萧红多次写到鲁迅吸烟细节。鲁迅在家里工作或者休息,乃至接待客人时,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便是吸烟。夜深了,“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开始工作前,鲁迅惯于先吸一根烟,提足精神。好像不吸烟便无法专心工作似的。鲁迅家里来客很多,在家接待客人,鲁迅除了陪客人说话,便是吸烟。客人亦吸烟,他便同客人一起吸,你一支,我一支。客人不吸烟,鲁迅也会自顾自地吸着烟。萧红说:“鲁迅先生陪客人……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鲁迅先生都是不断地吸着烟。”差不多十个小时陪客时间,鲁迅都在不停地吸烟,可想而知鲁迅每天吸掉多少烟。日积月累,可谓海量。

爱吸烟的人,大概都烟不离身。一逮到空当,便吸起烟来。鲁迅便是这样。有一回,是在夜里,萧红同鲁迅、周建人两家人一起去看电影。“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等车的空隙,鲁迅自然不会放过。坐下来,轻轻松松吸上一根香烟,感到十分惬意。甚至,在饭馆吃饭过程中,鲁迅也少不了吸烟。萧红记得,有一次,鲁迅在一家饭馆里请客,“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大家都乱闹了起来……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袅袅地上升着。”

鲁迅嗜烟如命。直到最后,才不得不节烟戒烟。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天,鲁迅病重,卧床不起。那时,萧红发现,从前的鲁迅,“差不多一刻也不停的吸烟,而今几乎完全放弃了,纸烟听子不放在床边,若想吸一支,是请许先生付给的。”

除了郁达夫和萧红,还有许多人在回忆鲁迅的文章里,留下了有关鲁迅吸烟的文字。

民国时期曾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浙江天台人许杰,与鲁迅有过一面之缘。在《回忆我和鲁迅的一次见面》里说:“他的一只左手,横过胸前,托在右臂的胁下,那只右手,却用两个指头夹着香烟,不时的往嘴巴上送,又不时的取下来。”许杰描写鲁迅吸烟的动作神态,十分鲜活,极为传神。

梁实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某天,因上门邀请周作人到清华大学演讲,在北京八道湾周家大宅院里,误闯了鲁迅书房,意外与鲁迅有过一面之交。后来,梁实秋在《鲁迅与我》里回忆说:“那天,在周府,等不大功夫,一位高颧骨黑黑的矮矮的人捏着一根纸烟走了进来……我道明来意之后,他愕然地问:‘你是要会我的老弟吧?’我才知道认错了人。从他老弟口里,我才知道这人便是鲁迅先生。”梁实秋与鲁迅的会面,仅此一次,还是误会。多少年后,一提到鲁迅,梁实秋总是首先想起了鲁迅指缝里“捏着一根纸烟”。

茅盾在《鲁迅论》里,引用了许多人写鲁迅的文字,其中不乏写鲁迅吸烟。如引用马珏《初次见鲁迅先生》中的一段话:“一个瘦瘦的人,又老又古板……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马珏是当年北大教授马幼渔的女儿。与鲁迅初次见面时,她才15岁。以少女天真的目光,去看待鲁迅手里的烟卷,很自然,马珏把鲁迅吸烟与动脑筋思考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巴金与鲁迅见面不多,记忆中长久地保存了鲁迅吸烟之神韵。1956年9月,巴金在《秋夜》里写道:“……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向空中喷着烟雾。”把烟深吸进去,随后,又轻轻地喷吐出来,那情形该是一种有滋有味的享受。个中滋味,恐怕只有爱吸烟会吸烟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好吸烟的鲁迅,视香烟为食粮,向来准备充分,身边不会断烟。常备两种香烟,一种昂贵,一种廉价。昂贵的用来待客,廉价的供自己吸食。鲁迅待客热忱,又爱面子,他不委屈客人,也不让自己丢面子。至于是否委屈了自己,他从来不计较,鲁迅自奉一向很低。关于鲁迅备有两种香烟之事,郁达夫和萧红都有很深的印象,留下了详细文字。

郁达夫说:“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支,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

萧红说得直白:“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孬好两种香烟,平时都放在哪儿,鲁迅是如何用的,萧红到鲁迅家里去得多了,看得清楚,记得准确。

烟不离手的鲁迅,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却坚决不吸烟。

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的一天,鲁迅去西山医院探望因病住院的韦素园。会面谈了很久,韦素园忽然想起了该让鲁迅吸一根烟。韦素园知道鲁迅不能长时间不吸烟。鲁迅推让了好几次,总是摇头说:“不吸了。”其实,他心里很想吸烟,为照顾病中的韦素园,他才刻意不吸。韦素园再三申明别人吸烟对他无碍,鲁迅这才走出病房,走得远远的,站在走廊尽头吸了一支烟。

还有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举办一次木刻讲习会。参展学员里,不少人同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漫长的观摩讲解过程中,鲁迅竟然没吸一口烟。鲁迅担心吸烟产生烟雾会熏坏现场美术作品,咬咬牙忍住了,没在展览现场吸烟。

依现在眼光看,鲁迅当年患肺病过早离开人世,除家族遗传及个人性格因素外,可能还有生活习惯问题。如鲁迅爱熬夜,又嗜烟。家族遗传因素,并不一定导致鲁迅不能长寿。鲁迅父亲短寿,他患肺病,只活了35岁,母亲却活到了80多岁。两个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一个活了80多岁,一个活了90多岁。倘若鲁迅摒弃了某些不良生活习惯,心态平和一些,说不定,天假以年,鲁迅会活得长久一些。

关于鲁迅吸烟,鲁迅的朋友、日本籍医生须藤五百三说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鲁迅体重只剩37公斤。他对鲁迅说了应该注意的事项,特别指出吸烟的危害。鲁迅并不当回事,说香烟和自己无论如何是离不了的。到后来,鲁迅终于减少了吸烟,每天只吸15支。但已无济于事,没能挽留、延续鲁迅的生命。

在鲁迅生命最后几年里,由于常给海婴看病,须藤五百三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信任须藤五百三,亦让他给自己治病。作为朋友,尤其医者,须藤五百三很自责,没能及早阻止住鲁迅吸烟。

鲁迅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须藤五百三心中不安。为鲁迅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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