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巷 1-2

我从小在观音巷长大，出巷右拐李家巷，再走就是射步亭，我上学就从这里走进去。

胜利路大家都知道，南头有“亨德利”，中间“大东方红”，“胜利剧场”就夹在观音巷与李家巷中间，原来都是最热闹的地方。习惯上我不太往北边跑，但如果你要去昌北就要过江，桥头就正对着路口。

曾经的胜利路，现在也叫步行街。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北伐军来时它叫“德胜”路，鬼子进城曾改“兴亚”路， “四野”南下走在上面，它还是“中正”路。他们都是过江从北边路口进来的。

由此上溯到一八五三年，太平军曾在那里攻城未果。后来赣江上的那条木桥，历史上也被炸断了两次，却未能改变南昌城破的命运。1957年，在断桥的原址上，重建开通的就是后来的“八一桥” 。

从桥上走到观音巷口，我最多只要十来分钟，我父亲来时是在1955年，更早，1930年我母亲从临川过来投奔姨娘，还不到八岁。42年远嫁去了温州，53年带着我姐姐她们又回到了这里。

沧海桑田，不变的是“观音巷”。

忘了几岁的某个夜晚，我在菜市场对面人家的堂屋里，抓到一只小猫咪，激动的抱回家。母亲见到断然呵斥：“不准放屋里”！容不得半点商量的样子，从此断了我对小动物的那片爱心。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和姐姐她们从温州回到南昌，一开始就住在我抓猫咪的那个地方。

55年，我父亲随工程部从汉口过来，参加新八一桥建设，经人介绍和我母亲结了婚，我就出生在那里。等我记事已经是在龙须巷，站在门口电杆下，可以看到小观音巷，那里，才是母亲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小观音巷、龙须巷是大观音巷横出的两条小巷，不同的是通与不通。

大姐19岁出嫁那年，我四岁。那天，爆竹一路响从巷子往叠山路走，为什么不走胜利路这边？过去这么多年，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直要纠结这个。

我还记得那个老万，天天往我家跑，抱我坐他腿上，双腿不停的在抖。我大姐一朵花似的，看不上他，老万把我带他家去，拿着糖指着他相片，要我叫“姐夫”。每回都是我母亲回家看我不在，就骂大姐：“都是你惹的事，还不把老弟找回来”。

大姐从她的出生地到南昌，那年刚好十岁。从小生活优越到家庭骤变；亲眼目睹了生身父亲从温州海关楼上跳下，留下了自己还有四个小萝卜头样的妹妹。她做到的已经超出了她的能力，早早嫁了人，可能也是一种解脱。

大姐夫对我最好是有原因的，他总说我是他的“媒人”。他有个照相机，带着我和大姐到处拍。人家也只比姐姐大五岁，是二姐她带头叫他老万的。

我家住在龙须巷头上的这个房子，以前是个祠堂，最多时住了有七、八户人。从门口台阶开始，蹦三下，就到了观音巷汤家门前，我的玩伴都住在这边几个门头里。

汤家是个大屋，大门口的八字台阶就有三级，全是青色的麻石，又宽又厚，热天里坐上面冰凉冰凉的。汤家边上还有个小门，大家天天都跑公共厕所，它里面居然是个茅坑，挑大粪的不来，平时绝不开门。下去那屋就是阿秋她们家，居委会万代表、小地主家也都住在里面。

观音巷从胜利路口进来走到这就到头了，本来迎头还有个“吉香庙”，记得我进去过，里面也住着人，还有几个黑不溜秋的菩萨，后来发大火烧掉了。

汤家上去那家大门就显得小气些，连个台阶都没有。汤家还有个门堂，这家门堂左边就住了人，蔡兰兰一家就住里面。右边进去是个大堂屋，三面住人一面是天井，里面也住了不止四、五户人，整个屋子起码比汤家小一半。

一个大胖子，手上整天捧个黄亮亮的水烟壶，听大人说，这老头旧社会是“黄庆仁栈”的老板。我就没见他开过口，又不好问他“黄庆仁站”在什么地方。他的两个女儿好像是一对双胞胎，都比我大，一样是圆圆白白的，也从不搭理我。后来知道了，那个胖老头原来有个全市最大的药店，我想，她们家里肯定有好多人参。

这家斜对面就是“子固路派出所”。我一直认为那个木牌子挂错了地方，子固路明明还在后面。

这是观音巷里唯一的一座小洋楼，外面有围墙，进去是个院子，院子右边有棵老树，又大又粗，热天有“知了”不停的叫，我一次也没抓住过它。天冷了，落一地的白喇叭花。

左边一棵小树，还没有老树的树干高，但天冷了也不掉叶子，它的花细细碎碎像白芝麻。有人说用水泡几天就成了胶水，害我每年都捡很多装罐子里，死骗子。

上了宽台阶有一个门廊，这才站到了大厅门口。右边一间房墙上开了个窗口，来人就趴在那里办事、问事。左边一间是会议室，中间拼了几个桌子，正面右边一个小门进去上二楼。左边那个小门打开是个储藏间，就在楼梯脚下，里面黑咕隆咚、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我九岁那年曾经在那关过一下午。

我后来还知道，派出所这栋楼在很早以前是个“堂班”，里面有很多很多美女。“堂班”是什么？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最早，派出所里一天到晚见不到几个人影，那个院子是我们的天下，左边有个更大的空地是个废墟，就用围墙一起围了起来，再后来巷子里挖地洞，有一个出口就在空地上，我家大门就正对着空地的围墙。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和几个街道妇女办了一个装订小组,就是粘火柴盒子和医院用的小药袋子。还经常把材料带到家来，我姐姐她们都有任务，包括大我三岁的六姐。好像还要我参加进去，这不是乱来嘛。

不做事，跑腿拿点东西就归我，这个没问题。装订组就在小观音巷边上，一座比汤家还要大得多的屋子。有两个天井，三进堂屋，最后一进还有楼上楼下。

所谓的小观音巷，就是这座屋跟旁边屋子的通道，只能叫四尺巷，人走得车进不得。进去两边很高的墙，走到底有一个后门。巷子左边中间一个大门，就是我不知道长什么样的姨婆她家。

一个好大的院子，起码有幼儿园四个院子这么大。四周好些大树，看不到什么人，我只认得一个烈属，他们家也住在里面。后来知道这也是后门后院，前门还在叠山路上，不过那已经是铁工厂的大门了。

我母亲家的亲戚早就一个都不在那了，实际上还在日本人来之前；1936年，一场罕见的龙卷风过境南昌，李家巷、建德观一带屋瓦齐飞，房舍倒塌。她表哥郑西平就是被砸死在建德观；一户人家的私人聚会上。从此家道中落，各奔东西。

装订组就在靠大门的堂屋，一边一间大房子里做事。那时候房子的主人还在，也是个胖胖的老人，就住在天井那边的中间堂屋，不但喜欢说笑还爱抓住我荡秋千。一天，终于把我的小胳膊荡脱了臼，哭得我死去活来，记得他一脸愧疚的样子。从那以后，我吃饭左手拿筷子，另一双筷子就打过来。搞得后来我右手一直拿不好筷子，左手倒是能写能画，我是个左撇子这事又不怪我。

                                                              有点像汤家 少了三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