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京城看电影的那些事

这些年，每当老汉我和一些年龄相仿的老伙伴们说起当下的电影时，他们常说“我不进电影院已经很久了”。我说，那你真是少了一项享受。于是，老汉我总要向他们普及知识：如今看电影的地方不叫电影院，叫影城了，什么万达影城啊，华谊兄弟影城啊，成龙耀莱影城啊，等等；一座影城有N多个放映厅，软座椅、立体声、3D、大屏幕，看电影获得的视听享受绝非打坐电视机前可比。

 不过，这些老哥们儿不去看电影，也是因为如今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看那些有声儿有影儿有色儿的节目，既可以在家里看大屏幕液晶显示屏，也可以坐着公交车看手机，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我们小时候，黑白电视都还没有进入普通居民家庭。诞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电影，就成为最具现代色彩和科技含量的艺术形式，看电影也自然是一次难得的享受和消遣。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城，出了各个老城门，也就是如今从二环到三环的位置，就可以算是郊区了。所以，大部分电影院都均匀分布在城近郊区的不同地段，远郊县只是在城关区有一两家。

 当时的电影院似乎理所当然地只有一个放映厅，且一般都比现在影城里最大的放映厅还大。在老汉我居住的南锣鼓巷地区，最近的影院是位于后圆恩寺胡同的园恩寺影院，能容纳千余人，稍远一点儿的是位于现在东城区图书馆所在位置的交道口电影院。“园恩寺”是硬座，所以是乙级；“交道口”是软座，且上下两层，所以是甲级。因为我家基本算是在中轴线的北端，所以，除了家门口的两家影院，往南，东边一条线依次是东四一带的蟾宫、明星、井冈山、东城工人俱乐部，东单一带的红星、大华、儿童，崇文门外的花市、崇文区工人俱乐部、崇文区文化馆，以及再往东一些朝外的新声、朝阳工人俱乐部、朝阳区文化馆，酒仙桥一代的电子、红霞等；西边一条线依次是护国寺、新街口、北展影院，西四附近的胜利、红楼、地质，西单一带的红光、首都，以及再往西一点的三里河工人俱乐部；而正南方向则是位于天安门的文化宫影院，位于前门大珊栏的大观楼、红色、珠市口，位于天桥的中华。除了叫影院的，有一些剧场也常常演电影，如西直门外的北展剧场、三里河的二七剧场、西单西侧的西单剧场和东侧的长安剧场、护国寺街里的人民剧场、天桥的天桥剧场、东单的青艺剧场、前门的广和剧场等等。

 老汉我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刚上小学二年级，。用侯宝林老先生的话说，，就是大革文化命。，我多少还有一些印象，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猛河的黎明》、《东方红》、《红孩子》、《节振国》，以及前苏联的《训虎记》等等。，绝大多数中外影片就统统被打入冷宫，只剩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逢年过节，没事儿可干，就花个五分、一毛的，到电影院把看过N遍的某部片子再看一遍。所以，我们这帮小伙伴们都可以把片子中的每一句台词乃至旋律背得、哼得滚瓜烂熟。当然，主要是学那些反派的句子，因为觉得挺滑稽。比如，“这不是我们无能，、“一个李向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太君，把我的枪抢走了”，等等。

 直到70年代早些时候，《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四部影片被隆重推出，中国才重新开始了故事片的拍摄。记得看《艳阳天》，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上早晨5点半的票。而在此前不久，已有一些友好国家的影片在其国庆节时公映，有时还以电影周或电影节的形式推出。当时有一个顺口溜说，“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其实，罗马尼亚电影一共也没演过几部。也就是《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等等。而朝鲜电影确实不少，《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看不见的战线》，等等等等。阿尔巴尼亚电影也不少，《海岸风雷》、《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宁死不屈》中的那首歌真是脍炙人口，我至今可以百分百准确地唱出来。 

70年代中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先后上映，两部南斯拉夫电影着实让人惊艳了一下。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电影被引进公映。如以《追捕》、《望乡》、《生死恋》为代表的日本电影，以《佐罗》、《黑郁金香》、《虎口脱险》为代表法国电影，以《叶塞尼亚》、《冷酷的心》为代表的墨西哥电影，以《流浪者》、《大篷车》为代表的印度电影，以《偷自行车的人》、《警察局长对检察官的自白》为代表的意大利电影，以及以《百万英镑》、《魂断蓝桥》为代表的美国电影，等等。银幕上真是百花齐放了。 

由于缺少其他的娱乐形式，中外电影也曾是好几个月才能推出一部或几部，且一些机关、工厂、学校等都把看电影作为一种福利，所以，每有新片上映，各影院几乎都是场场爆满。售票时，去晚了买不着，去早了不仅排长队，还得有点儿拼抢的功夫。而老汉我，在被包场或买不上票的情况下，就只能采取等退票的方式看电影了。因为无论是单位发的，还是自己买的，总会有人因故难以到场，甚至也有订票订多了、买票买多了的情况，所以一般情况下，退票总是有的，只是粥少僧多，不见得人人都能等上罢了。有时，退票的人刚往外掏票，就被等票的人团团围住，根本无法完成退票的过程。久而久之，俺也摸出了经验。一是在远离影院门口的必经之路上等候；二是尽可能不扎推；三是对有票而难以出手的卖主小声说“带我进去，再给你钱”。如此，成功率颇高。一次，在蟾宫等票《多瑙河之波》，我的初中同学还没反应过来，俺已经跟着退票者进了影院。那同学羡慕嫉妒恨道，“你小子油啊”！好在那时候的人们都守规矩，票价多少就卖多少，真没有一次卖高价的。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老汉我在位于红庙的北京经济学学院上学。一站之外小庄附近的朝阳区文化馆就是我等退票最多的地方。后来，和馆里的售票员熟了，就在新片上映前去买团体票，买回来分售给班内同学。虽然那时买团体票要介绍信，但售票员们知道我是经院的大学生，就没要我的介绍信。当时的票价是两毛和两毛五两种，我一般是买5排以前的两毛钱的票，因为我们是穷学生。当然，老汉我近视眼，坐前5排也正合适。 

  如今，走过120年多年历程的电影艺术，从艺术到技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回想当年看电影、等退票的艰辛，真应该好好享受今天的视听盛宴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