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下耕·首届昭明文学奖参赛作品选】 表哥(小说)

表哥（小说）

 

李义利

 

一

表哥四十多岁，看上去五十大几。

电话里，我妈告诉我，表哥的三万块钱打水漂了。

我心想，三万，对我来说好几个月都挣不下，可是做生意的赔钱赔三万，哪怕是五万，六万，或者八万，九万，在我看来，就好比从榆次坐公交到太原，因为没带零钱投了个五块，或者是因为想看清楚前面刚上车的穿超短裤的长腿女孩子长啥样而不小心多刷了一次IC卡，当下觉得真倒霉，过不了多久，就会想，两三块钱的事，把中午的鱼香肉丝盖饭换成土豆丝盖饭就行了。

表哥上工的煤矿三年前就停产了。今年开春的时候，他盘算起了做生意，从山东买回来一千二百只乳鹅，又在绿色的生了锈的大铁皮门外买了块玉米地，地当然是买给鹅用的。我妈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和即将大学毕业的娜娜吃夜宵。烤串，啤酒，已经好几轮了，我见桌子上还有放东西的位置，就到隔壁的火锅店买了一些煮好的红薯片，娜娜说过她爱吃红薯。

表哥的乳鹅在被拉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就死了四百只。我妈说，下午还好好的，到了晚上，那些鹅一个个冷得挤成一座山，压在下面的鹅被挤得断了腿，然后就站不起来了。

我说，那些死掉的鹅怎么办？我妈说，你看你这孩子，死了就是死了，跟人一样，找个地方，埋了，你说还能怎么办？

天气越来越暖和，榆次的天看上去又比太原的蓝了不少，云白白的，从公交车里面往外看看，云在跟着蓝蓝的天走。我想了很久，那些云像什么，不正是巨大的白色的鹅嘛，它们刚睡醒，和我一样，只不过我是去打工的，它们是出来觅食的，或者是到处瞎转悠，说不定走着走着就会找一座高高的建筑卧在上面，面无表情地看着拥挤的太榆路，然后把头扭到一边，等同伴。

一周后。我妈在电话里告诉我，鹅又死了三百只。我说，怎么又死了？她说，白天还好好的，到了晚上，那些鹅一个个冷得挤成一座山，压在下面的鹅被挤得断了腿，然后就站不起来了。我说，昨天降温了，估计又是冷死的。她说，估计是。

又过了几天，路过大学城的时候，那些学校的操场上打篮球的男生已经光着膀子了，旁边站着的几个女生相互之间说着什么，其中一个女生动了动自己裙摆，朝别的女生笑了起来。

我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打电话给我妈。我妈说，你自己省着用，将来还要娶老婆。我说，表哥的鹅呢？她说，这几天一到了晚上，那些鹅一个个冷得挤成一座山，压在下面的鹅被挤得断了腿，然后就站不起来了。我妈上了年纪，同样的话说三遍不足为奇。

我见到表哥的时候，鹅已经剩下二百来只了，都在一间旧仓库里。仓库挺大的，以前是干什么用的，我不知道。鹅叽叽喳喳地叫，来来回回地走，把地上的菜叶杂草吃完，不知天高地厚地挨挨挤挤，像极了一年一次进城赶庙会的乡下人。我在仓库里站着，想象着那些鹅从一千二百只变成二百只的过程，一千只鹅的死亡会不会跟分手后回忆起与恋人拉手亲嘴上床一样，越想越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无能为力在拍着自己的后脑勺。我在仓库里站着，没和表哥说一句话，该问的我妈都告诉我了，我也没安慰过年龄比我大的人，觉得不管说啥，只要开了口，还不如凑到几只鹅跟前逗逗它们呢。我在仓库里站着，表哥穿了一件枣红色的夹克，一条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有的牛仔裤，没精打采地像是干了一整天活儿刚从十几亩的地里回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欲言又止地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表哥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刚进门。表哥一边往鹅群里扔菜叶杂草，一边吸吸溜溜地，像是数落那些不听话的鹅，或者是在责怪自己。表哥的枣红色夹克在昏暗的仓库里黑黢黢地仿佛是一块墙上的让人看花眼的晃晃悠悠地投影，时有时无；牛仔裤来回移动，偶尔停下来的时候跟仓库里地面的颜色逐渐重合，好在黑色的布鞋能把它们区分开。表哥在仓库的一角用八张旧床板摞起来当床睡，找了个破桌子把老家好多年前的牡丹牌电视机摆了上去，还有两只碗和一双筷子。

我妈说，表哥三个月没进家门了，顶多吃饭的时候去一下厨房，然后端着碗再回仓库，和院子里的人打个照面也只是笑笑，不说话，外面来人了，他也只是从仓库门口探出头看一看，又回去。有一天，表哥的父亲从镇上做活儿的小餐馆回家取东西，屋子锁着门。表哥在仓库门口斜出半个身子看了一眼，又把身子斜了回去。表哥的父亲收拾完，准备进仓库，表哥正好出来准备解个手。父亲说，我还以为家里没人。表哥说，今天不忙的话，在家吃个饭吧，我做。父亲说，不了，镇里有一家死人了，过事呢。说完，还没进仓库，就拿着东西走了。

晚上吃了饭，表哥说，剩下的鹅，等到过年，差不多都能长大，正好杀了吃。

 

二

表哥二十多年前在一家不错的事业单位上班，工资不高，但相对清闲。好像是在一九九六年前后的某一段时间，包括表哥在内的很多人忽然领不到工资了。我那时候不知道个中原因，只记得一部分人，向他们的单位买断工龄，拿了钱，出去做生意了，而大部分人选择了另谋生路，要么就是在原单位继续待着，当临时工。

表哥经常穿一件枣红色的夹克，搭一条单位发下来的迷彩长裤。他的屋子只放着一张床和一台电视机，好像还有一个柜子，我不记得是不是了。我家在他家隔壁，经常能听到他在屋子里唱一首叫做“中国功夫”的歌。有时候，我还能听到他的屋子里有女人的声音，我过去敲他的门，女人的声音就消失了，也没人来开门，每次我都先是觉得自己听错了，然后再好好回想之前的女人的声音，又觉得那声音不在表哥的屋子里，而是在我们两家隔着的墙里。

表哥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待了一周后，开始在大街上四处游荡。我经常跟着表哥出去。有一回表哥带我坐大巴到了另一个城市。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那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公交车”这个词。车上的人多得让我以为车子不用司机开就能走。车厢里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报站的声音，我听得模模糊糊地，每到一站都觉得是刚刚站上来，好像怎么也到不了表哥说的目的地。

又过了两站，我问表哥，我们什么时候下车？表哥说，快了。我又问，我们要去哪里？表哥说，下了车你就知道了。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女人晃悠着刚上车，目光呆滞地看了看没位子了。女人正对面椅子上坐着的两个小姑娘愣头愣脑地看了看女人抱着的孩子，孩子大概不满一周岁。表哥抓着公交车上的吊环，侧着身子对两个小姑娘说，小朋友，给这位阿姨让个座位吧，你看她还抱着小孩子。两个小姑娘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什么也没听见。

表哥又说了一遍，小朋友，给这位阿姨让个座位吧，你看她还抱着小孩子。两个小姑娘没搭话。公交车上的其他人各忙各的，有几个人朝表哥看了一眼，又把头扭到了一边。表哥对两个小姑娘说，小朋友，你们给这个阿姨让个座吧，你们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的，你们想想，将来你们抱着小孩子挤公交车，如果没人给你们让座，你们会怎们想？抱孩子的女人开口说，小兄弟，不用了，俩姑娘还小，她们站起来也抓不住吊环呀。两个小姑娘开口了，不约而同地对表哥说，叔叔，我们抓不住吊环。

表哥的这番举动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司机说话了，闷声闷气地，下一站卫红中学，前门后门都能上下，这几天高考，考试的同学不要丢了准考证。我问表哥，高考是干什么的？表哥说，你以后上了学就知道了。

我们下车的时候，有个穿校服的人从后门正要上，站牌边上的一个女人说，不要从后门上。穿校服的人说，这几天高考，公交车给考生免费，前门后门都能上下。女人说，你忙着考试呢，没看电视上说，还得前门上车后门下车。穿校服的人说，刚才司机师傅都说了，前门后门都能上下。女人说，昨天电视上说了，怕有坏人从后门上去，我是好心告你一声。穿校服的人说，有什么坏人，你们这些大人一说个啥事就是担心有坏人，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坏人，车子上这么多人，你上来看看谁是坏人。女人不说话了，司机把车门关上，人多得像是被锁在一个封闭的箱子里。

我问表哥，咱们要去哪儿呀？表哥说，走一截路就到了。

三个月后，表哥和一群穿着绿色衣服、带着大红花的人站在一起合影，我问他这是要去干嘛？他说，准备去当兵。我说，当兵是干什么的？表哥正要回答，就被那群人推推搡搡地挤上了绿色的卡车。

 

三

去年，表哥的儿子涛涛刚上小学。

有一天，涛涛和表哥表嫂进了一家商店，涛涛看见一辆红色的玩具翻斗车，总共要七十块钱。

表哥说，那么贵，不要买了。

“不行。”

表嫂说，听爸爸的话。

“我想要那个红色的翻斗车。”

商场里有许多孩子都在注视着那辆翻斗车，那些孩子的身边都跟着大人。孩子们吵得厉害，他们的吵闹在翻斗车被售货员卖出去之后齐刷刷地停下来。他们一个个闷闷不乐的样子，猛地看过去，充满了一种齐心协力的敌意，这敌意让涛涛无端地生出悔不当初的负罪感来。

一个蝉叫得懒洋洋的中午，涛涛还没吃完饭，就跑到院子里玩翻斗车了。他听见有人在背后喊我他的名字，每喊一次，他就不情愿地紧张一下。他我在看到翻斗车装满细土和碎石的瞬间，开始担心车子在行进是会摇晃倾斜，把细土和碎石抖下来。背后喊他名字的声音越来越远，像是马上要停止了，又像是才刚刚喊出。

涛涛推着红色翻斗车在院子里的杨树下一圈一圈地转着玩，车斗里面放上土，放上石块，放上树叶。

“回来吃饭吧。”

“一会就回去。”

“走到哪里了？”

“就回来了。”

涛涛坐在桌子前，院子里还有土和石块和树叶，他觉得表哥表嫂早就把院子打扫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它们还在那里，像是他刚刚弄过去的，要往翻斗车里面装。

涛涛吃饭的时候老是在盘算，他是什么时候丢了翻斗车的，我问表哥，表哥说早就丢了，记不清了。涛涛继续吃饭，家里的电视机没了，洗衣机没了，冰箱没了，涛涛还没问过表哥他们家里的东西都搬到了什么地方。

涛涛吃完饭，又去玩翻斗车，周围有很多他认识的人，他们都是他的玩伴，有一起上小学的同学，也有上小学之前认识的，他们还彼此熟悉，他们冲着他笑。他不记得他是不是也冲着他们笑了。他们说该上课了，快回去吧，他忽然想到班主任说过迟到三次算一次旷课，三次旷课就要被开除。他旷课好几次了，他都记得。他在院子里面站着，土和石块和树叶还在，表哥问他怎么不回家，他说他不听话，被老师罚站呢。

表哥站在教室门口等老师出来，涛涛蹲下看那些土和石块和树叶。还是没人打扫它们。

表格一直想不起来出了教室和他谈话的那个老师是谁，吴、王、张、翟、李、焦，好像都不是。老师和表哥谈话的时候，表哥想到了那个蝉叫得懒洋洋的中午，有人在背后喊他儿子的名字，声音离得没那么远，音量像是随意地操控收音机一样一会儿断断续续一会儿高高低低，涛涛猛烈地踢着翻斗车上掉下来的细土和碎石，变得着急不安，但又因为一种不知所以的害怕而变得纹丝不动。

表哥听到教室里的学生在聊他儿子的事。涛涛偷偷看了看院子里的土和石块和树叶，那老师还在和表哥说话。教室里的人不聊表哥儿子的事了，他们聊起了那次某个五年级女生被几名初中女生围殴的事。

表哥买鹅赔了钱，倒真像个五十岁的人了，大老远地到学校给孩子求情，求老师不要惩罚孩子，不要让学校开除孩子。涛涛虽然逃课，但舍不得离开那个教室，那些革调皮的男生经常用熟练的手法把前座女生的头花当成女人们用的一种橡皮筋轻轻抓起然后信手一丢——但涛涛从来不敢这么做。

涛涛用脚踢开那些土和石块和树叶。他跟着表哥在厨房学包饺子，他包的饺子很难看，他想：饺子要是知道他把它们包得很难看，它们一定会很难过。表哥说，从小在家里多学点，长大出去了也好有个手艺，自己做饭心里踏实。表嫂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外婆身体已经不行了，天天躺在床上，什么活儿都是我做的。

吃饭的时候，涛涛又想起了那个翻斗车，那个红色的翻斗车。饺子很好吃，他看了看表哥表嫂，他们最近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有什么事也是听一听，他问他们翻斗车的事，他们说得很随意，都表示不知道去哪儿了。他吃完饺子，把餐具洗漱完，一个人跑到卧室，找那个翻斗车，他觉得他一定能找到。

迈进大铁皮门，我看了看四面高墙外的不高的山丘上的麦田，它们随着风，轻轻摆动。我在这个院子住了二十多年，有本事的人都搬走了。曾经住过的所有的邻居我都叫得跟自家亲戚似的，“表哥”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对他的称呼，其他同龄人一般不这么叫。表哥当兵回来在矿上干了十几年，把县城中学的美女老师娶回了家。

我辍学到榆次打工之后，见得表哥少了。这次回来，看到他的样子，忽然觉得他变了，但说不出来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傍晚刚过，涛涛忘记了找他的翻斗车，进了后院看那些鹅。一百来只鹅被他撵来撵去，满院子跑。表哥和表嫂在家里唠叨着一些事。县城中学改制办校，教学成绩不突出的老师暂时被安排去乡下代课，到基层学习提高，表嫂被调到离城近百公里的小学，工资也没定下来怎么发。表哥一下子变得心事重重，一把搂着表嫂到了床上。表嫂吱了声“院子里有人，孩子还在……”

我站在这个我爸生前待了三十年的院子，仿佛站在了夜里常常出现在我梦中的火车站，不论往返，我都像大哭了一场。

昭明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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