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67岁生日演讲泪流满面,谈至暗时刻与放下哲学!

来源：王石 新京报

导读

1月23日， 在水立方，曾登过珠峰，划过赛艇的王石发表了一场名为《回归未来》的演讲。演讲本身像是一次67岁的生日感言，过程之中王石一度泪流满面，而演讲背后所分享的传奇人生同样令人感慨……

▲万科名誉董事长王石在北京水立方演讲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大家好，我是王石。

过去的几年对我、对万科都是非常特别的经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也非常希望我谈谈过去两年我的一些感悟。

生命源起，反思人生应该更多去表达爱

我们如何看待生命，生命应该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我们往往谈到死，面对亲人离去，为什么不更多地讲到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欢乐，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的基因，让我们更好地继续生活下去，在他们身上获得力量，获得精神。

我们家里是母亲说了算。母亲比较强硬，话也不多，父亲比较沉默。我的性格其实非常羞涩，即使经过这么多磨炼，本质不可能转变的，只不过我现在比较会掩饰，实际上我现在在冒汗。

细想一下，我母亲八个小孩，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富裕，如何把日子过下去？我当了父亲之后我才知道我母亲的不容易。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她送我一个毛毯，那个毛毯是真羊毛的，但是二手的。我们八个孩子虽然都很独立，但母亲想表达心意，无论如何也要凑钱买个毛毯作为礼物。

还有一个事情，让我感觉到了母亲对我的关心。这是多少年之后了，她已经退休，当时把她接到深圳和我住在一起。我经常出差，很少（与她）见面谈话。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门是开着的。这时候发现我母亲在半开的门缝里看我。我就问，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当时我没有多想，就起身关门睡觉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半夜又醒了，睁眼一看，和上次的场景是一样的，我知道我母亲在看我，我就没敢动，我知道我这样一动，她一定就回去了，因为她怕打扰我，又想来看我。那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一个母亲严厉的外表下对儿子的关心。

当然，我的独立、自信的性格，也是深受我的母亲影响。小时候父母都很忙，基本顾不上我们。记得我九岁时，母亲就让我带着弟弟妹妹回东北姥姥家——辽宁义县。义县距离郑州足有2000公里，中间要转两次车，转车后还有15里山路。那时我九岁，我弟弟妹妹一个七岁，一个六岁，三个小孩走到家时已经夜里12点，姥姥都急得不行了，但母亲从来不担心。就连我首次登珠峰，一家人心里都悬着，面对央视采访，唯有母亲说：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就是我妈！小时候就让我走南闯北，使我形成了非常独立的自主精神。

说到父亲就没有像和母亲这样的冲突紧张。我现在作为父亲，觉得似乎我也处在我父亲的位置上，因为羞于表达。好在我现在意识到了，应该更多的、主动把内心对女儿的深情表达出来，这样才不会成为遗憾。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父母子女相处一场，有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地久天长”。我们说到未来，实际上亲情、爱，这是永恒的，无论社会怎么变化，无论机器人怎么变化，作为生命，作为人类，爱，关心，父爱、母亲，始终是支撑人类往前走的最重要的动力。

2018年1月23日，北京  王石在生日当天于水立方演讲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摄

认知自己，是人生最难的课题

团队里年轻的小朋友们让我自黑一下，别老显得那么“高大上”，别显得好像你王石什么都行，让我说说我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我的弱点。

比如我个子不够高吧，喜欢篮球人家也不带我玩儿；喜欢三级跳吧，腿却不够长，篮球的爆发力和三级跳的力量无法发生在一个腿短的人身上。头发也不够密，现在更是如此；身体不够壮，腰不好，干农活干不过农村兵。

不过这些都也还好，没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真要说一个很大的弱项，我的语言表达实际上是我很大的弱点。中文表达其实都很羞涩，更别提英文了。

但是我现在又经常需要我尽可能地在国际舞台说英语，我的团队们就经常胆战心惊的，每次我一讲完，他们马上就来疯狂地表扬我。怎么表扬我呢，我的秘书冯楠就会说：“老板，你英文太棒了。”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讲英文的时候，他们就怕说错，就怕我说不出来。我脱稿说，简直就是玩儿心跳。所以我说我的秘书们就是一群戏精。

……

后来我再想，克服语音最重要的就是想克服、敢克服，你还得脸皮厚，当然脸皮厚是一个过程。我们谈人的弱点，其实更准确地讲是如何认识自己。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你觉得你很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别人，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不认识自己。

今天在场的各位，都是非常优秀、自信的人，但是大家趁这个机会，认真问问自己，真的完全了解自己吗？自己的天赋、自己的残缺、自己的潜意识里的那些未被挖掘的欲望？

对我们来说，全面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天赋，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我一直都说：成功才是成功之母，人们在成功中获得自信和赞美，失败并非成功之母，失败次数多了就彻底失败了。能扬长补短的地方尽量扬长补短，能克服短板，并且把他短板变成优势。

实际上，我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的认识还相当不足，又到了这个年纪，我才卯着劲在60多岁去哈佛、去剑桥读书。我其实特别羡慕读书人的家庭，但是我自己的成长家庭比较一般。正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读书的机会和环境，我才在后来的人生中一有机会就疯狂的读书。

也正因如此，2011年我义无反顾地去哈佛，最难的也是攻克语言关。除了交流的问题，每天选择课程，做作业，基本很少是凌晨2点钟之前完成，第二条8点半就要上早课，压力很大。我曾经想过放弃，之所以没放弃就是一个理由，因为怕后悔。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如果放弃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我到哈佛60岁去学习的时候，当然很多朋友表示赞扬，更多的是打一个问号，哈佛也有中文班？第二个问题更苛刻，哈佛有老年班？我一看这个，我就特别反感，这是在讽刺挖苦我，没想到这个激发了我的激情，我在哈佛就是这么过来的。

当然我的经历使得我对中国文化并非那么接受，但是真正到了国外才发现，我本人是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到了哈佛才感受到，你不仅仅要系统了解西方文化，还要更系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知道哪些是我们应该保留的，哪些应该是批判吸收的，而哪些应该是结合的。真正到了哈佛之后，才真正开了窗户，不仅对西方的了解，再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这个收获非常大。这是我为什么要去哈佛的原因。

面对未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个民族，首先要站在对我们文化的了解，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去人类文明的源头去拥抱未来。

2017中国赛艇公开赛上的王石

创业是一场生死战
胆识、目标、运气，一样也不能少

1983年我来到深圳特发创业，第一笔单子是卖玉米饲料。1983年，是一个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我一个月能赚十几万，正在我风声水起的时候，我开始聘请了两三个民工，文化程度都没有上过初中，我白天带他们干活，晚上我就当教员给他们上课讲语文，讲数学。我记得很清楚，给他们上完课，光着膀子在记帐，生活创业阶段过的艰苦，但还是很愉快。

那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叫肥鸡丸事件，鸡饲料有致癌素。养鸡场的小鸡没人要，这样你会发现饲料厂不要饲料，玉米也没人要了，一吨3000块钱的玉米，被我200块钱当鱼饲料卖。我赚的30万赔进去，还净赔40万。我当时谁都没告诉，回到大连将大连、天津、青岛，玉米库存一扫而光，但是我首先讲货到一百天付款。因为他们也积压着库存，想运运不出去，所以就同意了。

我为什么订这些货？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赌，我就赌，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鸡，当你要玉米的时候发现谁都没有，就我有。当然这个逻辑没有错，问题在时间。因为我一百天就要付款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船被暴风雨打沉，打沉了我有保险。这时候我发现我心底的阴暗面，我担心货到了没人要，所以宁愿希望船沉。

就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大公报》、《信报》给了一条信息，香港要吃鸡了。第一条到的船上载有七千吨玉米，被两个大饲料厂分了。我记得很清楚，船到了村庄里，我要给他们拉到饲料厂里，那时候我记得农村里面很多都是个体户经营绿头车，在大公路上拉材料运土的，我给双倍钱。然后浩浩荡荡带着他们去惠州，把玉米拉到一个学校，浩浩荡荡到了码头，就看着一车一车的拉着玉米，运到饲料厂，一路上一辆车一辆车的烟尘滚滚，我在小山坡看着，看着我的车队那种实现感从未有过。 

多年之后回顾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创业家，一无所有的时候，有的是想象力，敢闯、不拘束，当然也有赌博心理，实际上我的成功带有一部分的运气和侥幸。之后你会发现，你做生意基本是参杂着这样一个赌博和冒险，而且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创业初期往往遇到“赌博”的成分，你要有胆识，但是企业做大的时候，“赌”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至于未来，未来能做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如果做企业一定做成伟大的企业，什么叫伟大的企业？首先你是企业，企业要有产品，品牌、标准、信誉度，但这都够不成伟大。所谓的伟大，我想是指企业在社会上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他作为一个公司，生产产品、生产服务的范围，他的文化已经在整个社会有正向的推动力。你比如说苹果的智能手机，成就了这个企业的伟大。

2016年3月 中山大学 王石大学行

以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的身份推广赛艇文化

“放下”要闯三道关
理由、条件与创造新天地

1998年万科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也就是那一年我决定辞去总经理职务。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不是将万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是将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全国的知名人士，也可以说是人生进入了一个高峰。

但是我决定辞职，并不是从万科退休，而是为了一个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应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占用更多资源。我觉得，一个现在企业的建立更多的来讲是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团队，是品牌，而不是个人的魅力。我现在个人影响力大，看起来是对万科有好处，但反过来讲，也可能会造成杀伤力。

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什么：

第一，选择了行业多元化，选择了房地产。

第二，建立一个制度，建立企业制度。

第三，建立了这样一个团队。

第四，是品牌。

我记得宣布这个决定的那天，一切都非常平静，我睡觉非常平稳，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同平常一样地来到公司，当然原来的办公室变得感觉不再一样了。我说人呢？照正常来讲，很多有关的业务经理什么的向我汇报，让我签字，可是冷冷清清。有点虎落平川的感觉。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对许多企业家来说，不是企业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企业——因为你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其实，对每个企业家来说，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人的生命包括职业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终你要放下，但这是被动的。主动放下，才是对你的考验。很多企业家说我们也学习“放下”，不是我不想放下，是公司离不开我的，离开一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如何改变你的路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相信我做到了。

我相信很多现在选择在行业当中，比万科要优秀得多，因为我们走了一条弯路，多元化，最后才走专业化，但是很多公司一开始做的就是对的，但是制度建设上，团队培养上，品牌树立上万科都是成功的。我的放手不是对万科的现状满足了，而是因为我有一个理想，我想他做到伟大，想要创造一种文化，超越公司本身的行业影响，给社会带来一个正面作用。

不是施与受，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

2003年，我被朋友带着去参观一位德国女士开的盲童学校。我想，可能是让我去捐钱吧，心里带着一丝丝“给予者”的优越感。孩子们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领唱的男孩来自拉萨，叫久美，他纯真、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

在之后的交谈中，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他用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过一遍，笑着说，“叔叔，您是个好人！”那个刹那，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缺的孩子，却是那么的自信，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的美好、积极。他扬起的笑脸给予我许多能量。让我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捐赠者的心态上降了下来。所谓慈善、公益，也不仅仅施与受的关系，不仅仅是给钱给物，更是平等的关注和互相的给予。

2004年，我们启程去北极的时候，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潘文石来首都机场送行。潘教授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大熊猫研究的大腕，常年扎根野外做调查、搞研究。在机场，潘教授交给我两样东西，一个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希望我带到极点去。此外还有一封信，信的大意：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他觉得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

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肯定不会有意破坏环境，但是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正面的指向。我是个明白人，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

“我也可以变得更高尚一些！”从此，我再也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应该尝试把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探险有极，公益无限”，在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中，我都尽量赋予其一个公益主题，南极，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珠峰，零垃圾登顶等等……

如果说潘教授的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环保的事儿，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则让我受益良多。阿拉善是企业家发起的环保组织，现在国内环保领域很有影响力。2004年6月，我受到首创公司董事长刘晓光邀请，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大会。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的参与是很被动的，但是参与之后，发现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业家聚到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治理沙尘暴，那么热烈的讨论，那么的富有激情。虽然有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可以说，我在阿拉善是个受益者。我在这里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包容。那么多企业家，都是老板，谁做谁的主？开会得有规则，决策要讲民主，在这里，我们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程序民主。还有，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有时候必须要把分歧放在一边，不妥协事情就进展不下去。

站在这个节点上往前看，我希望自己的第三个三十年，能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