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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裸城到蚁族,从曼哈顿到大红门:19本城市人类学经典著作

楼主:后现代邮报 时间:2020-09-15 16:37:33



城市化困境


“在今天,流动的邪恶正隐匿在某处。人们很难辨认出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著名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11.19-2017.1.9)一生研究广泛,致力于向大众普及当今世界的流动对社会和个体的影响。他用“流动的现代性和固态的现代性”代替学界普遍使用的“后现代性和现代性”,认为新千年后全球化对人们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所有人都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鲍曼出版过多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著作,比如《被围困的社会》、《个体化社会》、《共同体》、《消费的生命》、《流动的文化》、《流动的监控》、《流动的恐惧》、《流动的生活》、《流动的年代》、《流动的爱》、《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等等。


他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将“新穷人”(the new poor)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the flawed consumer):“贫穷”不仅是物质匮乏和身体痛苦,也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


《短暂生存》:“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需要忘记过去,不再相信未来。”


在悠久浩繁的中外文化史上,无数杰出而有人文关怀的社科学者做了一系列重要和持续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和时代缩影,帮助我们瞻前顾后,往知来。



重温《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人类从“落脚城市”走向或好或糟的未来

“驱逐”食物链:全球资本(社会)主义避免不了的命运

“被驱逐”:美国梦破灭,首席驱逐官仍然在行动

世界之苦难,民生之多艰,太阳明天照常升起


19本关于城市社区的社会学人类学经典著作


1、《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作者:威廉·富特·怀特


城市社区研究的经典,缩小版现实版的《教父》。

1936至1940年,怀特深入调研波士顿的意大利人贫民区科纳维尔,从“街角帮”群体分析美国底层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在人类学意义上,《街角社会》第一次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城市内的“部落”(Tribe);在社会学意义上,它第一次将亚文化(Subculture)和少数群体作为独特的对象进行考察;在城市研究意义上,它第一次运用“参与式观察”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方法。


2、《江村经济》

作者:费孝通


公认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的调查研究代表作,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及背后的“乡土中国”几乎成为费孝通的代名词。

1936年,27岁的费孝通偶然到江村(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写成《江村经济》后,他26次回这个村庄,特别是1957年重访和1981年三访,对应着农村经济和费孝通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为该书英文版写序言,“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真正问题的学术上的攻关,这一攻关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未来的人类学发展将以中国研究为起点,转向复杂社会、本土社会的研究。

费孝通90年代提出,文章要写出三个层次的秩序:生态秩序,由人与资源、人与土地的关系构成;社会秩序,由人与财富、人与分配的关系构成;心态秩序,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


3、《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作者:罗伯特·帕特南


关于美国公民社会兴衰的经典著作。

当初托克维尔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已经消失,那些喜欢扎堆、关注公共话题的美国人不见了。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罗伯特·帕特南用"Bowling Alone"一词来概括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公民参与的衰落的变化。

这本书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学科,也讨论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都热门的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展、城市规划、社会资本投资、犯罪研究和弱势群体保护等命题。

帕特南还著有《让民主运转起来》、《我们的孩子》等。


4、《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作者:简·雅各布斯


建筑界、城市规划领域最著名的书之一。简·雅各布斯深刻影响了全世界城市规划的走向,也启发了人们对城市及其生活的重新认识。

纽约的城市面貌和活力,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新城建设各方激烈斗争的结果。城市到底是谁的?规划应该把行人和市民放在首位,还是汽车和建筑?贫民窟、穷人怎么办?纪录片《公民简氏:城市保卫战》讲述了这个故事。

以简·雅各布斯为首的知识分子、社区保护主义者及时挺身而出,抗议市政当局的大规模拆迁计划。广大普通市民不希望纽约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钢筋水泥森林,妇女群体为孩子争取能自由快乐嬉戏的环境。

1958年,简·雅各布斯在《财富》杂志发表文章宣扬“熙熙攘攘的城市”的价值,后来改写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她还著有《城市经济学》、《分离主义的问题》、《城市与国家的财富》、《生存系统》等。


城市的本质不是建筑,而是人,是公共空间,是街道,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社区和社区之间,需要互相连接,需要大家都能轻而易举地进入的公共空间。


那些规划者、建筑师、政府官员、开发商等丝毫没有看到非贫民区化的苗头而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毁灭性的的措施……人口集中不是一种灾难,而是一种财富——它带来活力与多样性,刺激市场细分。那些街区需要的是积极的鼓励,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们一股脑儿端掉。


在制止或消除单调现象的所有努力归于失败后,最后的决定终于来到:整个街区统统消灭,新的一轮重新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注定要走向灭亡的令人遗憾的过程要重复发生。


5、《城市的胜利》

作者:爱德华·格莱泽


关于城市是人类最伟大发明的赞歌,穿越世界各地样板城市的巡礼之旅。

哈佛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自小生长在曼哈顿,带领团队全球城市调研,展现城市的诸多价值及其为人类提供的福祉,剖析城市存在的问题、衰落的原因,阐述贫民窟的优势、摩天大楼的好处、消费城市的崛起、邻避主义的诅咒等议题。

他特写了“帝国之城”东京、“秩序之城”新加坡与哈博罗内、“智慧之城”波士顿与米兰、“消费之城”温哥华、“崛起之城”亚特兰大与班加罗尔,“最大的战役”印度和中国的绿色化。


贫民窟通常是城市胜利的一种标志:城市里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城市并非贫困的根源,它只是利用美好的生活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


评价一座城市成功与否的依据不是它存在的贫困现象,而是它在帮助比较贫困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所作出的成绩。


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引新的贫困移民,恰恰证明这座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遇、公共服务和生活乐趣。


6、《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死与生》

作者:莎伦·佐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后续,纽约六个典型街区的变迁案例。

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社会学教授莎伦·佐金著有《阁楼生活》、《权力景观》、《城市文化》、《购买点》等,她考察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生态”思想遗产,追溯此前努力保护的地方文化如何转变为新兴城市政治经济商品化的一部分。

《裸城》把“原真性”视为一种文化权力,讲述布鲁克林、哈莱姆、东村等纽约六个原生街区涉身城市规划改造与社区邻里文化的苏醒与抗争的故事:布鲁克林的后工业砂粒感,哈莱姆的黑色,东纽约和红钩的新移民拼凑,联合广场的工人阶级抗议,东村的波希米亚,每个街区都经历了自身不平坦的动荡与复兴。


旧城中村的经济基础正在逐渐消亡。受到税制和高速公路的吸引,以及从东部迁移至中西部的新兴消费者市场的诱惑,大多数重工业制造商迁移到了美国西海岸。


小型制造商则迁至城市郊区或农村地区,那里的土地售价较为合理,技术工人的工资与城市相比也相对较低,而且员工也更加倾向于服从管理。工厂老板和投资者也厌倦了应对市政府的官僚机构和政治机器、老旧的街道和建筑,以及交通拥堵等问题。


新兴产业从未考虑将工厂设在城市中,他们需要大规模的开放空间;他们形成了自己新的产业集群,有时位于机场或公路交汇处的交通运输枢纽附近,或是位于高校周边。


随着工作机会的消失与枯竭,贫民窟的白人、拉丁裔和非裔美国工人也丧失了谋生之道。


7、《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

作者:罗伯特·M·福格尔森


关于美国的城市史和城市事务,也是一部“门禁社区”发展史。

美国城市郊区具有田园诗般的吸引力,舒适的住房,整齐的草坪,平静的街道,寄托了居民的梦想和恐惧。他们害怕邻居,害怕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也害怕自己,害怕市场,更害怕改变。

城市史学家、MIT教授罗伯特·M·福格尔森通过对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城郊住宅小区限制性契约的研究,揭示了这些恐惧的根源。“我们开始是探索者、帝国建造者、朝圣者和难民,我们一直在迁徙,从那时到现在都在迁徙……”

福格尔森还著有《下城》,研究城市商务区的多年变化,快速交通系统、限高争论、分区规划、停车禁令、经济萧条、城市更新运动等一系列因素如何影响downtown。


8、《没有郊区的城市》

作者:戴维·鲁斯克


关于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其实应该叫“离不开郊区的城市”。

城市问题专家戴维·鲁斯克曾经做过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市长,现为独立的城市政策问题顾问,出版过多部有关城市与郊区问题的著作。他利用大量的数据分析了美国320个大都市地区522个中心城市从1950年到1990年的社会状况,论述了美国城市的经济发展、种族矛盾、公共管理政策等问题,值得中国借鉴。

他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弹性城市”,即没有郊区的城市,在那里,社会平等、经济活跃、种族隔离指数低、公共管理机制统一……但美国关注的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内城问题,中国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郊区问题,西方的城市治理逻辑并不适用于中国。


9、《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作者:迈克·戴维斯

蔚蓝星球的阴暗地带,现代社会的畸形角落。

如果贫民窟不再是例外,而就是未来都市的图景呢?《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呈现了全球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正面临的绝望困境:城市重建把数百万贫民驱逐到边缘灰色地带,从开普敦到金萨沙,从卡萨布兰卡到北京,贫穷社区与我们相隔千里,或近在眼前。

知名社会评论家、城市理论家迈克·戴维斯著有《水晶之城:窥探洛杉矶的未来》、《恐惧的生态学》、《等在门口的妖怪》、《维多利亚晚期大屠杀》、《无生命城市》等。他将标志着现代社会噩梦的各地贫民窟进行了量化,提醒我们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被污染和腐烂包围,贫民窟成几何级数增长绝非偶然,不是一个“拆”字就能划清界限,消除隐患

冷静调研,强烈控诉,《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像20世纪初林肯·史蒂芬斯的作品,是这个时代的城市的耻辱”。


10、《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

作者:素德·文卡特斯


卧底式社会学调查,与黑帮老大混在一起的日子。

印度裔哥大教授文卡特斯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对芝加哥的黑人及贫困社区做调查,偶遇帮派老大J.T.,“你不应该四处问人们这些愚蠢的问题,没人会回答的。你应该和我们混在一起,你应该去理解年轻人是怎么在街上讨生活的。”

变身“流氓社会学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街头生活”,与J.T.团队吃住在一起,周旋在黑帮、毒贩、军火贩子、牧师、警察、社工、居民等交织的地下社会网络,观察并体验黑人贫困社区的生存状态与运转机制——他甚至当了一天的黑帮老大,取得第一手资料,完成博士论文。

之后,文卡特斯怀着对贫民窟人们的内疚与感激离开了街头。他后来主要研究城市犯罪组织、毒品交易、卖淫等地下经济现象,还著有《暗箱操作:城市贫民的地下经济》、《漂浮之城:流氓社会学家的纽约地下经济观察记》等。


11、《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作者:郭于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力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本书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农民(包括农村女性和老人)、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实践活动。

郭于华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相对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他们努力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使“苦难”经历的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作见证。


目录

苦难的力量(代序)

历史是如何书写的

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

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改换生存方式的冲动:中国农民非农活动的文化意义

关系资本•网络型流动•乡土性劳动力市场:广东省外来农民工调研报告

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

不适应的老人:两种意义系统的冲突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

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

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

社会变迁中的儿童食品与文化传承

“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


12、《再造城民:旧城改造与都市运动中的国家与个人》

作者:施芸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


“旧城的再造”与“公民的生产”两部分前后呼应,既记录了城市化初期的两段重要历史,又展现出社会变迁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形塑。

《再造城民》从社会心理学入手,梳理了中国式造城运动中的市民维-权行动,个体如何一步步从大一统、包容性的社会结构进入边界清晰、追求主体平等的历程。


目录

导 论 社会转型中的国家与个人

一 为何研究都市运动:社会转型的运动视角及独特进程

二 如何研究都市运动:公民的“中国式”生产

三 案例及方法

四 国家与个人的相互形塑

第一章 权利的抗争

一 一个私有小院的前世今生

二 从个人维-权到区内动员

三 从区内动员到跨区整合

第二章 城市的政治

一 建构住房公有制:国家整合个人

二 经营城市:国家释放市场

三 城市奇迹与拆迁悖论:分化的两极

第三章 土地的奥秘

一 中国式“造城”:以公有制为起点的土地商品化

二 “开发带危改”: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土地经营

三 危改开发商:双重逻辑的载体

第四章 国家的拆分

一 国家-个人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二 两套国家-个人关系写照:拆迁的两种界定

三 国家-个人关系双轨分化:将地方政府推出国家框架

第五章 公民的锻造

一 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与国家-个人关系重塑

二 公民的锻造:以权利理念固化自我边界

第六章 社会的生产

一 公民性的双重维度:公共性与契约性

二 社会的生产:横向联结与纵向呼应

三 抗争空间:营造和被形塑

结 论 再造城与民

一 面对转型的“过程”:一个分析框架

二 在顺应中推动转型:一个“嵌套”式结构

三 从底层推动转型:“法”的全面运用

四 本书局限及今后研究


13、《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作者:张鹂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当代中国转型民族志,北京丰台“浙江村”(已消失)样本。

一个典型的外地人口社区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迁徙,温州人在北京城郊争夺生存空间、合法化身份、私有经济的“流动的现代化”战争,《城市里的陌生人》展现了后mao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

美籍华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张鹂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强调要从更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去理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今天,全球化的“温州人”早已不再是城市里的陌生人,但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街区生态、庇护政治等问题仍然在不幸魔幻重复上演。


人类学家当然不是绝对“客观”知识的生产者,囿于其自身学科训练、生活经历、文化旨趣的差异,一千个民族志作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岛屿、村庄、厂矿、街区。但明确这一前提,并不是为了彻底废弃民族志研究方法,而是促使写作者本人对自身写作的限度以及“作者”这一身份保持清醒的认识。


好的民族志,并不因其所描述的现象的“过时”而失去意义。对历史断面的饱满叙述,本身就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跨文化的相互理解。


14、《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

作者:朱健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1月


本书以上海里弄为例,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视角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邻里中市民团体、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的演变过程。

朱健刚现任教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他认为这些市民团体和邻里运动推动了公共空间的产生,构成了基层参与网络、居民相互信任的关系以及普遍互惠的规范。这些组织和行动一方面表达着国家权-力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国家权力的抵制和扭曲。这种依赖和自治的双重特征使得这些地方性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日常形式”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要素,但是这些抗争在被国家权-力吸纳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权-力话语和实践的改变。


目录

导论

一 理论综述

二 方法论笔记

三 内容架构

第一章 平民社区:邻里空间的割裂与整合

一 居民区的场景

二 三个世界:空间、权力和日常生活的互动

三 一天循环中的公共空间的生产

四 公共空间生产的动力

第二章 吴街的历史演变

一 下只角与“苏北人”

二 平民村的由来

三 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建构

四 群众运动

五 改革年代:邻里的衰落与复兴

第三章 家庭、家的呈现与家园的想象

一 家庭的构成

二 户籍:控制的松弛与庇护

三 “有房子,才有家”

四 两种家庭主义与家园的想象

第四章 国家及其代理人

一 街居制的历史实践

二 d的网络

三 警cha与执法

四 福利与救济

五 发展商与物业管理:新的权力进入

第五章 自治的张力: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

一 居委会:等级与网络

二 居委会干部

三 行动的分类:行政、裁决与庇护

四 人情、礼物与关系

五 求情、象征和女性

六 狗咬了shu记:关于权利关系的个案

七 业主委员会的由来

八 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与运作

九 冲突与谈判: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

第六章 新兴的市民志愿团队

一 背景与渊源

二 居民服务团队

三 拳操队和巡逻队

四 外来者:热爱家园的平民村工作站

五 小结:自助、互助与他助

第七章 建设社区

一 社区建设的兴起:邻里之外的运动

二 社会戏剧的假戏真做:邻里之间的社区建设

三 小结

第八章 “还我阳光,还我绿地”

一 城市问题与分析框架

二 忍与闹:日常抗争的文化

三 社区问题与集体行动的产生

四 还我阳光:争取阳光权运动

五 “谁的绿地,谁的国家”

六 小结

结 论

一 邻里中的公民性:社会资本与话语变迁

二 转型中国的地方权-力与抗争

三 邻里:国与家之间的流动的公共空间


15、《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作者:吕途

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


“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社会学博士的公益实践。

吕途在北京皮村(已消失)的工友之家,给免费工人大学的学员授课、参加同心农园的集体劳动,访谈了一百多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从“新工人”群体(不叫“农民工”或“外来务工者”)微观的故事来反映他/她们在城市待不下、却也回不去农村的迷失状态。

作者认为,迷失是崛起的前奏,中国新工人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他们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一路走过来,回顾这三本书,我看到了自己的思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预期是直面现实、认识现实、从一个个个体看到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这是认识和思考的基础;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预期是思考方向与出路、思考价值观、从一个个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思考社会的命运和选择,这决定个体和社会的未来;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预期是焕发生命的力量,谱写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交响曲和变奏曲。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


16、《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作者: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


“中国奇迹”背后的劳工大军,21世纪的《包身工》。

三位社会学者两年深入工地、访谈工人并随工人返乡,访问了近百户建筑工人家庭,用锐利的眼光和详实的资料揭露了建筑工人——这个在农民工中规模最大、往往受到伤害也最多的群体经历着怎样的生存图景。

截至2008年,中国的建筑工人将近四千万,他们几乎都处在分包劳动体制内(奴隶制被废除之后最邪恶的劳动体制),处于“开发商-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包工头-带工-建筑工人”食物链的最低端,过着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尊严、吃住糟糕、苛刻的罚款条件、不靠谱的劳动保险、经常被欠薪的生活。

潘毅还与团队合作,对富士康的工人生存及苹果产业链做了四年的调研。

“大工地”上的人们用血汗建造了高楼大厦,自己却在繁华城市消失了——消费不起,也不被社会关注。他们还有很多辛酸,尤其是留守儿童问题。


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


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城市只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却不想承担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公共福利,甚至不给他们永久居住的权利。


备受推崇的非虚构大师盖·特立斯的成名作《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第二部分《大桥》记录了韦拉扎诺大桥的流动修桥工的生活,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个个的地方用大桥连接起来了,可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支离破碎。”


中国充斥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太缺乏“被仰望与被记忆的”。


17、《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

作者:潘毅

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


关于打工者主体的权力、欲望与抗争的民族志,也是关于打工妹的政治经济学。

潘毅是国际知名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早年以研究珠三角的女工闻名,2005年凭著作《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获美国C.Wright Mills奖。

她持续关注、访谈女工,揭示了打工妹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家庭父权制三重压迫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由于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分化而遭到劳动剥削和社会歧视:户籍制度束缚她们的流动,生产机器榨取她们的劳动力,她们必须结婚成家最后又回到父权制文化的压制中。


18、《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作者:廉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


国家级课题《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曾经震撼全国的“蚁族”群体栖的唐家岭(已消失)早就改头换面了。

蚁族》有一个细节:在一个租住房里,调查人员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另一本是余华的《活着》。

“蚁族”是对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形象概括,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特征是“群体高知”、“失业”、“群居”,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比普通人有着更令人堪忧的现状、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


19、《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作者:项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8月


关于北京服装产业聚集群“浙江村”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每逢清退事件总被提及。

从1992年起,还在北大读大二的温州学生项飙走进北京南郊大红门的“浙江村”,用课余时间做田野调查,经过十个多月蹲点,写出《北京“浙江村”调查——一个社会转型中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大赛二等奖;项飙就读研究生时继续研究这个课题,写成硕士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

该书全面深入研究“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它作为不被北京接纳的“非正规经济”是如何推动社会变化的,描述“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企的互动,各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对策。

项飚现在是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牛津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院研究员,专攻人口流动、移民劳工和经济变迁的研究,例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印度IT民工、东北移民等,其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2012)》获得人类学界的重要奖项安东尼·利兹奖。


我和浙江村的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感情的角度看,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许多其他阶层的人都更天真、坦率、深刻。


进入浙江村不久,我就开始思考什么是文化,除了我们了解的那些显形文化,还有没有“没有显形的文化”?其实文化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人们的生活逻辑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浙江村的人显然是有他们的一套的。比如对待走后门啊,拉关系啊,你可以说这不对,但这就是他们的方式;还有对家庭关系的处理,他们既利用家庭关系内部的信任,又要探索防止由于信任在生意上失败的策略。


这些文化不是推理得来的,而是在实践中有意无意积淀起来的。对这些态度和方式,先不要急于判定是非,如果我们放松一点来看,反而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活力所在。人口的流动是现代正常社会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它有许多价值,如促进全国市场的一体化,加大物流,减少区域间的贫富差距等,但最重要的价值,我认为是对现形管理体制作出挑战,它在逼迫社会建立一套更富弹性的管理体制。


做调查的六年间,来回于浙江村和中关材之间……


可能我确实是第一个将这两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人,我发现它们有许多本质上的相似。中关村是电子一条街,起源于几个敢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员,浙江村是以中低档服装为主导产品,开拓者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几个农民,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组织自己行为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中关村,以及中关村的目标模式——美国硅谷有一致之处。


我刚在浙江村调查不久,几个浙江村的朋友就劝我和他们一起做生意。我说一没资金,二没经验技术,怎么做?他们根本不当回事,说我们都把你当朋友看,钱好说,生意上稍微带带你,就起来了。这就是浙江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一个人身无分文,但只要有一定的经营意识和能力,只要能进入这里的网络,很快能从无到有。


我们都知道硅谷里大学生怎么在汽车库里设计出新程序,怎么几个人在聊天中就组建成日后举世瞩目的大公司这些故事。中关村也一样。这里的道理是两条:一是知识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在这些区域超过了资金等物质要素;二是由于“浙江村”和中关村的网络性质。在传统产业中要成立一个企业,必须面面俱到,而在网络化的经济中,只要你能进入网络,一方面可通过网络组合企业外其他生产要素,另一方面也能相对轻易地获得营销渠道。这种开放的、易于“进入”的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促进创新。而当代新经济的竞争力就体现在不断自我更新、创新的能力上,而不在乎生产一两个高质量的产品。


当我们谈论所谓“真正统一的现代市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从没有市场到有市场,到真正统一的现代市场,靠谁来建设呢?通过对浙江村的调查,我越来越深地了解到,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浙江村这样的市场建设者。


看一看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改革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结到一点:改革的自我改造特点。找们改革的起点是铁板一块的计划体制,此外没有别的市场空间,市场化所需要的代价、造成的危机,只能由这个系统来承担,而成果又往往不能返回市场,从而把市场激活。但有了浙江村这样跨越边界的空间,改革的各种成本才有消化和回旋的余地,市场体制的建设才有实在的促进力。


另外,还可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谈沦这个问题,我非常担心的一点是,我们头脑中有一个简单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思路会在我们入关后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会造成只有一小部分人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1999年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全球化和地方化”,我们应该珍惜浙江村这样自发成长起来的经济形态,全球化是解决不了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发展问题的。我最担心的就是人们为了什么临时的“好看”而把这些有机的社会联系破坏了。


北京“浙江村”简史


是产业迁移故事,也是人口流动样本;是城市变迁历程,也是首都定位问题;是阶层财富史,也是政治治理史


北京“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大部分是温州人)自发形成的大规模流动人口聚居区,地处丰台区大红门地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覆盖26个自然村,本地人口1.4万,外来人口10万。


浙江村以物美价廉的服装闻名,也以村容村貌的脏、乱、差、社会治安混乱闻名。由此为据点,被称为“东方犹太人”和“东方吉普赛人”的温州人后来走向全球。


从天an门出发,沿中轴线向南七公里,原是明代皇家苑囿南海子的正门,又称大红门,1980年代一批温州人(大多来自永嘉、乐清)来到这里,最初租住在大红门-南苑乡农民的平房里,逐渐形成浙江村。据统计,1980至1984年间,在大红门一带工作、生活的温州人约有1000人,截至1989年,约有30000温州人在此地活跃。


1985年5月,时任市长陈-xi-同对河北农民发表讲话:“我代表北京人民,欢迎和感谢你们来北京卖菜,丰富首都市场。”之后不久,北京鼓励农民企业家开办杂货铺、理发馆等基本生活服务项目。铁板一块的城市流通体制被撕开,温州人借机以包租柜台的形式进入北京的大中型商场,“王府井百货和西单百货就是温州人发展起来的”。


1989至1990年间,为了保护亚运会特殊时期的社会秩序,政府发起数次清-理整-顿,强制外地人离开,大量温州人被驱赶。但没持续多久,两三个月后,温州人从暂居地回到浙江村,恢复经营和生产。


1992年,deng南巡讲话,明确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年后,丰台工商局和温州工商局联合发起,在大红门成立北京京温服装市场。


1995年,外地老板在大红门一带建起近50座私有大院,供数万名温州人居住和生产。


中央某大报记者写了一份关于浙江村的负面内参。1995年11月13日,北京发布《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大红门地区的通告》,拆除违建大院,驱逐未办理有效暂住证人员。即使最后有几位浙江的官员出面交涉,仍未能撼动结局——近五十处大院被拆毁,四万余名温州业主被驱逐。


1996年3月前后,大多数人又返回浙江村,居住在即将倒闭的国有工厂内。之后,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破土动工,新世纪、百荣、天海等20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陆续建立。浙江村推动了以木樨园环岛为辐射中心、周边近5公里区域的数十个服装商贸城,大红门地区一度成为华北最大的服装集散中心。


随着大院旧址改造,新小区开发,浙江村里的温州人住进管理规范、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公寓。大红门附近的珠江骏景小区,80%的业主是温州人,望桃园业主中温州人的数量也占到70%。


2006年5月11日,浙江村最后一块残留地——时村二队大院被拆除。


2015年,随着北京向外疏解非首都职能,大红门周围45个批发市场相继迁往河北廊坊、天津,一代温州人的光荣与梦想就此远去。截至2017年1月,大红门地区已完成33家市场的疏解,涉及直接从业人员3.9万人。


2017年冬天,一切戛然而止。


延伸阅读


正规化的纠结: 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这些年对浙江村的“田野调查”,让我想了很多。看到那些无文字的生活逻辑让我感动,我体会到生存的真实含义,我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逻辑。我后来想到deng“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想老百姓所想,要将政府工作重心转到以老百姓生活为中心的体系上来。就社会科学来说,我个人不倾向于把学术当作象牙塔里的东西,我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意义是在于给底层最广大的百姓提供思想武器,因为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底层的变化才是真正长期、有效的变化。青年学者应该有意识地投身到这一个研究行列中来。

作者:项飙

全文见《二十一世纪》2017年2月号


1.前言


中国大陆社会自1990年代以来的变化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比如市场原则愈来愈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来想不到的种种怪象(比如医疗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贵更难)。所谓怪象,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们难以以惯有的思路对它们加以解释。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二十一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语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变化是这个“纠结中国”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于1980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区,人口规模曾达近10万。浙江村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 “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前门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1995年11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浙江村1990年代初的居住情况


我在1992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 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


我这样预期是因为,首先,在市场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浙江村经济将上规模、上档次。由于浙江村经济是深深嵌入到社区组织中去的,经济的提升将带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他们表达利益的能力,获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认可。同时,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将使得政府权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从而和浙江村这样的新空间更好地对接。我在当时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京温市场)和浙江村人兴建的最大的住宅兼加工小区(京瓯大院)里帮助组建了民间组织“爱心小组”,就是希望推进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和与正式权-力的互动能力。


二十年后的浙江村显然“正规化”了。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易的批发市场;一批产值上千万、雇佣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标品牌的服装企业替代了满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2006年初,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提出要将大红门建设成“时装之都核心区”,成为丰台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年北京市把大红门确定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洋名CBC(Clothing Business Center)。2016年我第五次重访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谈时,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边做笔录。在社会生态上,违章建筑在200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消失。交通、卫生、治安都明显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的商品房,在高楼里没有人再支起缝纫机、电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别的城市居民没有差别。城市化和市场化似乎确实促进了一体化。


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1995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了。尽管今天大多数浙江村人买房上楼,但是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学要进高档私立学校或者靠交高额赞助费进公立学校;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在1990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导多有批评,而2000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导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对产业提升、旧城改造政策的应和与鼓吹。


基于对当时浙江村的观察,我在1990年代末曾这样判断:“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二十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自1990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


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黄宗智指出,在中国城镇50%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而在我看来,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规经济的持续存在,而是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首先,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其次,非正规经济被吸纳到正规经济中来,在形式上成为正规经济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头带老乡可以随便找工作,但是现在因为执照和资质方面的要求,需要通过正式注册的劳务公司揽活。派遣工制度、层层外包、企业以“实习”名义利用技校学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宽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和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通过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实际条件和报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所以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包装,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需要引入新的机构(比如劳务派遣公司),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经营下的非正规就业,有质上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没有福利保护的就业,后者则意味着对剥削的正当化、制度化。


正规化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应该扶植的(比如大型企业和正规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规经济),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规经济),哪些事情是要为另外一些事情服务的。这样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是当代政-府管-治社会的主要手段,正规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规化不是靠政府独家推进的,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其中市场规则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这一进行中的正规化过程很难被概括成一个公式化的图景;对浙江村个案的民族志梳理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纠结。


2.“分割-攫取”模式


浙江村的正规化不能被理解为是 “现代”对“传统”的替代,而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分割-价值攫取”的发展逻辑下来考察。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这固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具体的分割-攫取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在改革前,行政手段分割了城乡社会,农村的剩余价值用来扶持城市工业。


浙江村人在文ge期间偷偷离家到边远地区讨生活,从19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这个阶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团造出自己一个社区来,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自己办幼儿园、诊所等)一体化,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这是浙江村为什么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自主性、难以被打散的重要原因。


菜市场


1995年之后的正规化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延续,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在于区隔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有没有户口),而是根据和资产的关系划分人群和产业,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特别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于资产增值的(比如原来占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和小型服务业和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比如北京市在2009年宣布,北京市和丰台等区县将在三年里投资500亿改造南城,浙江村是重点改造对象。政府能够投资500亿,离不开浙江村的多年在税费上的贡献;政府愿意为南城投资500亿,又离不开浙江村经济已经把南城做成有巨大增值潜力的商业热地的事实。而在改造中,绝大部分的浙江村生产企业要搬离,给更高档次的企业让地。


虽然到2016年大部分浙江村企业还留在原地,但是这一计划造成浙江村企业强烈的正规化需求,特别是希望通过投资竞标得到政府划拨的土地。这种需求又也造成了土地价格的上涨。从2015开始推进的 “非首都功能疏解”计划,把大红门一带的服装加工和批发界定为典型的“非首都功能”,要全面迁出北京,为高附加产业让路。这可以看作是分离-攫取逻辑的升级。分割和攫取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它通过对过去的抹煞和掩盖而实现。


对应于分割-攫取方式的变化,浙江村经济在二十年间从“平铺式”发展变成了“垂直式”发展。当年浙江村的自我抱团形成了平铺式发展模式:先来的工商户带后来的,没有本钱的小户可以借助亲戚老乡关系进入到生产和营销网络中来,并且很快达到其他人的经营水平。浙江村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靠其人口的增多;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的细化和广大工商户的平等参与。其资本集中程度低,更没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外界多爱强调温州人的企业家性格,而温州农民当年的流动更是一种基于乡土情谊的“同去同去”,与市场性的竞争行为相去甚远。


浙江村的平铺式发展并不仅是所谓传统网络的自然延伸,它更是对割裂流动人口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体制的反抗。所以会平铺,是因为大家追求的是亲友老乡的集体式的发展。大家要赚钱,同时要做一个好亲戚、好老乡,没有人想看到自己的亲友老乡沦为被剥削的劳工。换句话说,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部分,前者为后者服务。这样的平铺式发展,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逻辑(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的一个延伸。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吸纳能力,为基层人群提供了发展机会。这一平等普惠主义的改革红利对当前中国还有重要影响:正是因为基层人群积累了基本的生活资源,几次经济震荡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


2000年以后,随着资产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内的发展也从平铺转向垂直。各种生意的资本集中程度提高,没有本钱的小户很难进入。浙江村经济明显分成两部分:一是盖市场出租摊位,它本质上是一种地产经营,投资大、回报高但是风险也高,投机性强。二是服装生产及连带产业(比如布料批发),其回报率低、周期长、风险低;但是和盖市场一样,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否则生产规模太小无法形成价格优势而会被淘汰。正规化和上规模不一定意味着更稳定。和原来紧紧嵌入社会网络、受社会关系保护的经济运作相比,这些大生意在很多方面是更脆弱而不是更稳健了。浙江村的纵向式发展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新式精英不如原来的大人物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


从平铺到垂直,意味着原来“同去同去”社会关系的瓦解,同时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的上升。当分割-攫取的手段越原始的时候(比如行政控制的城乡二元),抵制相对容易,浙江村反而因此具有了有更强的自主性。分割越是精细和抽象,抵抗也越难。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交织在一起,看得见却抓不着。价值攫取不再是像把水从一条河抽到另一条河,而更像是通过毛细血管式的管道从机体各个部位汲取养料。如果说在1980年代初,浙江村面对城乡割据状态的策略是逃避,在1980-1990年代,面对城市的歧视性政策的反应是联合和表达,那么2000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其原来的社会性的收缩甚至消失。


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回顾浙江村的正规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市场经营、服装加工和大人物的角色……


4.服装加工:“去社会性”的正规化


浙江村的经济还在持续增长,是因为其生产能力在扩大。用浙江村人的话来说,服装加工是这里“真正赚钱”的生意。加工户一般被认为是比较老实本分的,觉得“只有装到自己口袋里的钱才是真的钱”。而市场和矿产的投资者,往往被说成是“只会在兜里算账的”,意思是只知道把有限的资源来回倒腾以求升值,没有把经济实体做大。是加工户的这一保守性格,保证了浙江村经济的相对稳定。


但是浙江村生产体系的变化,并不小于批发市场的转型。2000年之后,雇工少于10人、专业做某一加工工序的作坊基本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规企业。如果原来作坊之间形成了细密分工和紧密合作,彼此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为什么在1995年大清理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要全面回答这个科斯式问题,需要更多的回溯研究和数据。但是我至今的观察显示,这一转变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简易批发市场


首先,企业的兴起是因为大清理打断、稀释了原来的合作网络。在清理后,很多作坊在远离原来浙江村中心的大兴县立足,不能和其他作坊随时来往、靠其他作坊完成像锁扣、绣花等多样工序。他们逐步把生产过程内部化和一体化。


其次,大清理后非正式的批发市场大幅度萎缩,市场正规化,这意味着产品必须有正式注册的商标和生产厂家。2000初大兴县政府又提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发展政策。鼓励申请生产执照和注册商标。尽管在2016年中期,在浙江村正常运营、雇有上百工人的企业可能不到1000,浙江村人注册的生产企业可能多达5000家。而注册的商标更多,一个企业可能注册多个商标,一种服装风格就注册一个正式商标。如果我们把注册作为正规经济的标准,浙江村的加工企业可谓达到了“过度正规化”。所以要过度正规化,一方面反映了中低端正规市场的特色:既然无法形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一品一牌反而好卖,因为这时时给消费者新鲜感。另一方面,浙江村人也希望靠注册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合法性。政府今后清理的时候,总得对有合法执照、有多个注册商标的企业手下留情吧?在他们装修豪华的接待室里,执照、商标登记证、纳税证、甚至土地租赁合同都郑重装裱,高悬墙上。


浙江村企业的扩大也有一个偶然因素。1990年代后期,中央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北京郊区包括浙江村所在地的不少小型国有企业破产。这些国企靠向浙江村加工户出租厂房来支付职工的基本收入。由于这种出租行为有利于国企改革和社会稳定,政府没有阻止。这样,在土地资产化的背景下企业不仅可以获得了生产用地,而且还是以相当优惠的条件获得这一相当紧缺的资源。


正规企业可以在短期内挤垮小作坊,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可以攫取大规模的劳动剩余。在浙江村近千家雇佣上百工人的企业中,到2015年,几乎没有企业和工人签订正式用工合同。令人惊讶的是,企业生产的正规化完全没有带来雇佣关系的正规化——比如工人和雇主形成正式的谈判机制、甚至组织工会;相反,和以前相比,雇佣关系更不正式了。以前的付酬方式是以月工资为主、月工资和计件工资混合,而现在几乎完全是计件付酬。以前的雇佣关系大多持续一年以上(部分原因是老板每月只发生活费,大部分工资在年底结清),而现在工人很“自由”,可以随时退出。有时候不同企业统一计件报酬的标准,允许工人们在不同的企业间根据生产需求流动,哪家有活就去哪家干,干完了就走。工人的工资虽然在理论上不低——如果每天有工做,每月可以拿到7000元以上——但是很不稳定。


以前工人和老板(特别是和老板娘及其他女性亲戚)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某种模拟家庭关系,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和老板对自身及家庭成员的自我剥削是混合在一起的。而现在的关系是纯粹的现时劳务交换,只有剥削,没有自我剥削。好几位企业主在介绍他们生产规模的时候,都首先提到所租厂房的面积是多少,其次提到产值,只有当我特意问的时候,他们才想通常雇多少人。这既反映了土地资产化条件下他们对土地的敏感,也说明了工人的地位。不受任何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是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和其正规化的重要基础。


小作坊里的发展由三轮车运到市场上


生产企业的正规化,当然不意味社会关系网络的完全消失。但是,由于资本量的加大,互助网络也向企业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布皮料市场是一个网络性很强的部门,布商皮商间互相拆借资金、转让布料,但是由于涉及的资金量越来越大,现在的互助不再是象以前那样写个条子说句话就可以,而往往采取入股的方式。一个1989年出生的小伙子在2012年带了100来万到浙江村经营布料,2014年布料积压亏了本钱。在同一市场经营的姑姑和一个朋友便以出资解救。他们伸手相助,固然是因为不能看着自己的亲友破产,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布皮料生意的盈亏取决于对时尚的预测,如果预测对了、提前进了畅销的布料就大赚,预测错了就可能大亏;而这种预测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随机事件,若干次错误后,总会有好运气。到2015年底小伙子的生意翻过身来的时候,姑姑和朋友的投资现在占了大份。小伙子把自己称为“操盘手”,扮演类似经理人的角色。


浙江村内部经济的正规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是一个社会网络“去社会性”的过程。“去社会性”有两层意思。第一,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为企业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原来像“代销”这样的关系是根基性的,没有代销关系作坊和摊位都很难经营,而现在企业是基础,网络是企业之间的网络。原来,凡是一个人有点亲戚老乡关系,就可以凭借这点社会性开始经营;而现在如果没有大量资金就无法进入网络。当社会关系网络是组织公共生活的基础,是解决纠纷、形成权威、判断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原则所在,网络的社会属性是第一位的;而当个体的利润最大化成为基本原则、企业成为基本的经济组织,网络的运作也就从属于对经济利益的计算。第二,“去社会性”意味着社会关系变弱变碎,比如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关系。用Hirschman的话说,工人只能靠不断流动、不断用脚投票来寻找机会、解决问题,不能“叫喊”(谈判),更谈不上“忠诚”。由于社会关系的脆弱化,社会创新也就失去了基础。

 


项飚:贴着地皮看世界


是时候了,让我们回到大地和岛屿,让我们用每一根绿草、每一声婴儿的啼哭把被掏空了的空间重新填满,让空间和时间重新成为你我生命和溪流飞鸟的延展,而不是凌空的霸权确立控制的维度。

作者:项飚

本文原载于《南风窗》2015年5月


我对印度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价值?


  在完成《全球猎身》(2006年,中译本2011年出版,王迪译) 之后,我时不时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对印度的理解当然远不如印度学者深刻细致,也不可能比受过系统印度学训练的国际学者全面,我的工作能对深化我们对印度的理解起什么作用呢?如果说是为了了解世界,在这个资讯过剩的时代,翻译、编辑的效率显然会更高。


  我在1998年开始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并没有多想具体的贡献,而是要对“西方学者研究世界,中国学者调查家乡”的学术格局做一个“逆动”。“世界”和“家乡”的差别,显然不仅在于空间上的分工,或者范围的宽窄,而在于世界研究贡献普遍性理论,家乡研究提供具体素材;前者提供看问题的矿灯,后者好比挖煤的矿工。我当时想,如果我们不尝试去以自己的眼光看中国之外的问题,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世界视野,不可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逆动”的姿态,现在看来似乎成了中国崛起的大势下的一个“顺动”。过去15年间,中国民众和政府对世界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到中国模式,就是要强调中国不仅要被世界主流承认,而且要以自己的姿态进入主流,甚至改变主流。


  我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吗?

 

大潮下的交错潜流


  毫无疑问,我们对世界的研究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而且必须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崛起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单线进化的过程,其背后有多种因素,而且彼此经常互相矛盾。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市场和国家这两种力量的交错。


  从1970年代末deng等领导人出访美、日、欧、东南亚开始,市场是中国进入世界的主要通道,所谓“加入国际大循环”。1978年11月,deng访问了新加坡,他当时出访东南亚,主要是针对中苏对立下的越南问题,核心考虑是军事冲突和边境安全。他在出访前加了新加坡一站,很可能是被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所吸引。


  deng的新加坡之旅可以被看作是作为革命世纪的20世纪在亚洲终结的象征。一方面,跨国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新加坡模式,即去意识形态化的、严格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单位但又积极加入国际市场的、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治国路径,成为主流。1989年之后,为了冲破西方的封锁,中国外交非政治化、市场主导的趋势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大量涌入的外资成为形塑中国经济甚至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


  在民间,这两种进入世界的路径想象—市场主导的世界一体化和以国家为主体的角逐激烈化—也互相交错。中国企业走出去,其基本动机和运作方式都是基于市场理性的,认为只要让利到位,经济共赢,就不会有大问题,但出去之后才知道情况复杂,受挫后转身寻求国家支持。所谓“中国不高兴”,“愤青”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空前深化同时发生,并不矛盾。


  这两个进入世界的方式看起来很不一样:前一种是以对既定世界格局的接受为前提,以进入这个秩序为目标,后一种反对既定格局,以取而代之为目标。但这两种方式又基于一个共同的世界想象,即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有一个稳定的中心和霸权(美国)、有一个决定性的运行逻辑(贸易加强权),和美国的关系决定了和世界的关系。这一想象依循特定的认识路径:它的出发点是一个总体性的“大格局”,即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霸权,这一“格局”定义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然后根据这样的“关系”来理解各个“国家”的政策,而国家内部的多样的“社会”构成,尤其是内部的多样边缘群体,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了。


  

捕捉变化着的世界


  人类学者的实地调查,也许是对这样的进入世界的思路的逆动?


  实地工作者迈了左脚迈右脚、坐过汽车换渡轮,对世界做贴着地面的理解。逆动不是决意的逆行,也不是刻意的逆反,而是要引入一分犹豫、要多一刻的反省、想象另外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同时要用细节说话、用自己真正能够理解的材料为基础思考。实地调查无法从抽象的格局出发,而只能从具体的人——不管是埃及的商人、巴基斯坦的阿訇、秘鲁的游击队员、纳米比亚的矿工——出发,从他们日常生活的忙忙叨叨里分辨出种种社会关系和制度的身形,再从这里看到国家、捕捉世界。走到境外的某些中国企业常常郁闷不解:既然和你们政府都说好了,把地方上的显要也都打点好了,你们怎么还闹?肯定有幕后黑手。但是,也许这些村民对土地、矿产有自己特别的理解呢,也许他们真的觉得现金不那么重要呢,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地方政府一直有意见,要借反对外资来给政府施压呢?


  不对世界的具体构成做紧贴大地的分析,“美美与共”、“和为贵”甚至“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不仅对别人没有说服力,对自己也没有指导意义。我们经常要处理的问题是:投资项目究竟要在环境评估上做多大投入?工人在工程最关键时期ba工,怎么办?一个明明不得民心的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是合作还是不合作?要做出明智的对策,当然要遵循一定的道义原则,但同时,细致且有积累的观察、对对方的视角深入理解、对多层次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把握,都是必不可少的。而道义原则本身也要来自对实践的总结,更要结合具体的实践和场景而运用,长期细致的实地调查也是形成有效道义原则的重要基础。


  贴着地皮看世界,不是要忽视大的格局,恰恰相反,正是要对大格局作更深入、细致和灵动的理解。格局不是衣柜,稳稳当当站在屋中央任你打量,而是由无数关系构成的,反过来又嵌入到种种关系中,靠这些关系在每天的运作中而持续,它永远是一个过程。而更重要的是,只有自下而上地看、动态地看,我们才能觉察到格局内在的矛盾、潜在的裂痕,才能发现可以游刃的机会、可以扩大的空间。


  自上而下的视角往往把格局绝对化了。比如我们对美国过分关注,常常无意识地把美国列为中国的目标模式,激进者希望取而代之,温和者提倡平分秋色,放弃了想象另一个全新世界格局的努力。同时,对自己的边缘性过分看重也可能导致种种问题。为什么边缘的地位不激发创新,反而导致了溃败?也许为获得承认的长期挣扎真会把人拖垮,这当然不是说不要承认,但是在争取承认的同时,必须要有内在的坚实支撑。伊-斯-兰面对的挑战提醒我们:如果不在内部一尺一寸地解决好个人和个人的关系、个人和群体的关系、群体和群体的关系,讲抽象的“复兴”可能是件危险的事情。


  我有时想,为什么严重的fu败分子往往出生平凡?为什么相对开放的社会流动导致了极端的功利主义?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边缘者过于重视自己的边缘地位,从而想象所有在边缘的人的唯一生命意义就在于被承认、往上爬,因此要不择手段地竞争。边缘群体以极端的方式维持着和强化着不平等,并把它残酷化。


  逆行需要勇气,逆动要韧性、要小心。借用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话说,逆行类似于“转向”,是加入主流的一种做法,而逆动类似于“回心”,“以固执自己而改变自己”,和身处其中的当下历史作持续的摩擦。逆行针对自己之外的别人,逆动针对和别人不可分割的自己。


  竹内好当然不只是讲个人体验,而是要解释为什么在被卷入现代世界的时候,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而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在今天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脚下没有一条自明的道路,但是同时又有多条道路的可能,“小心的逆动”可能真的是中国最需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重新发现你我他的联系


  “一带一路”预示了进入世界的又一种路径。和以往的自由贸易区等举措不一样,“一带一路”不是由某一原则来定义的,而是靠物理的线路联系起来,不仅在地图上能够画出来,而且要落实到地面、水面上。“一带一路”上的种种的社会文化政治差异,我们必须要直接面对,绕不过去,也不能靠抽象的原则大而化之。


  人类15世纪以来远洋航海技术使得强权获得了大陆战略所无法达成的全球性霸权,因为它们可以让权力抽象地、总体性地控制世界,把空间掏空,跳过所有那些对权力没有直接威胁也没有直接作用的岛屿、人群和实践。21世纪的人类又面临太空军事化的危险,霸权运作将更加抽象化。也许是时候了,让我们回到大地和岛屿,让我们用每一根绿草、每一声婴儿的啼哭把被掏空了的空间重新填满,让空间和时间重新成为你我生命和溪流飞鸟的延展,而不是凌空的霸权确立控制的维度。问题是,我们做好了匍匐前进、认真面对每一个具体而坚硬的差异的准备了吗?


  十多年来出国旅游和留学的人数井喷式增长,这是发展我们新的世界观的重要契机。当然很多人留学是为了镀金,旅游是为了娱乐购物,但是这里也隐含了逆动的因素:对其他生活方式的好奇,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某种不满足。如果我们在远行中少一点对其他文化的烂漫想象,多一点进入他们实际生活的努力,尽量体验他们的感受和思维,那么旅游就不会是简单的逃避,而将成为有效的丰富自己的力量。坚实踩在大地上的脚印多了,也许就成了一条新路。


  学习怎么理解别人就是学习怎么理解自己。要对别人的生活经历作真正深入的理解,最重要的思考资源是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若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转化为理论资源,就要反思自己的生活经历,要在彼此的生活经历之间形成关联。反过来,基于参与观察、切身体验而形成的对他人的理解,又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经历在世界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此循环往复,世界也就有机地内化于我们的思考和观察中。


  把手唠嗑,同吃同住,不只是要了解他者,而是要重新发现你我他之间被隐蔽的关系,重新想象世界联系的其他可能方式:在锣鼓喧天中听到叹息,在压城乌云里看到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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